李慎明

內容提要:當前,我們正在全黨深入開展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如何進一步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進一步增強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的高度自覺性,是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的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本文緊緊圍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習,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歷史與現實相結合,較為全面論述了“兩個維護”的歷史必然性和重大現實意義,深入闡述了以下幾方面內容:維護黨的領袖的核心地位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大原則;必須堅定維護黨的領袖的核心地位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歷史經驗;堅定維護黨的領袖的核心地位就要從思想理論上弄清馬克思主義領袖、政黨、階級、群眾特別是人民群眾與黨的領袖的關係;習近平是毛澤東、鄧小平兩個時代培養出的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比較我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任期制,更加堅定“兩個確立”與“兩個維護”的自信。

關鍵字: 歷史唯物主義  “兩個確立”  “兩個維護”

在2023年4月3日召開的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這次主題教育,要在推動學習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走深走實上下功夫,教育引導黨員、幹部從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同把黨鍛造成一塊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堅硬鋼鐵。”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強調指出:全黨要“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堅決維護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的二十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對黨員義務進行了完善,增寫了“做到‘兩個維護’”的內容。《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也明確指出,“全黨必須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更加自覺地維護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更加自覺地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的二十大進一步強調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明確要求堅決做到“兩個維護”。這是黨的二十大最為重要的政治成果,是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根本的政治思想與組織保障。

只有理論上清醒,才可能真正做到政治上堅定。歷史唯物主義是關於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是科學社會主義和一切社會科學的理論基礎。而我們所說的歷史唯物主義實質上就是辯證唯物主義根本組成部分。毛澤東指出,“唯物主義並不等於馬列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就已經有唯物主義,資產階級曾經發揮了唯物主義”;“辯證法也不是馬克思發現的,例如德國過去有唯心辯證法。馬克思是改造了這兩種東西。他把唯物主義改造成為辯證唯物主義”。我們常說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從嚴格意義上說,本質上都是廣義上辯證唯物主義的範疇。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應用貫徹於人類社會、人類歷史。歷史唯物主義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恩格斯說,“這個唯一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不是由我,而是由馬克思發現的”。廣義上的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不僅僅包括自然辯證法,實質上已經包含了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唯物主義。正因如此,只有進一步從歷史唯物主義亦即辯證唯物主義的高度和深度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才能更加自覺地做到“兩個維護”。

一、維護黨的領袖的核心地位是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原則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權威伴隨著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需要而產生和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裏就明確指出:“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並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於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⑤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起草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就非常重視維護代表大會和黨章的權威。在該章程中明確規定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和全盟的立法機關,既體現了“民主”又同時體現了“集中”的思想。此外,馬克思恩格斯還非常重視支部的作用。1850年,他們明確提出支部在黨的整個組織體系中處於基礎性地位,強調“每一個支部都變成工人協會的中心和核心”。1873年,為了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剷除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惡劣影響,維護和加強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恩格斯發表了《論權威》一文,指出:“一方面是一定的權威,不管它是怎樣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從,這兩者,不管社會組織怎樣,在產品的生產和流通賴以進行的物質條件下,都是我們所必需的。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生產和流通的物質條件,不可避免地隨著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而複雜化,並且趨向於日益擴大這種權威的範圍。所以,把權威原則說成是絕對壞的東西,而把自治原則說成是絕對好的東西,這是荒謬的。”

列寧繼承並極大地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應該說,蘇聯共產黨在建黨初期,黨的領導核心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全黨和群眾對黨的領袖的重要性還沒有深刻而又統一的認識。自1900年後,列寧對黨的領袖從不同角度作了多次的論述。他首先認為,黨的領袖是一個集團,革命事業需要“十來個政治領袖”“領導集團”“一批領袖”“革命家組織”的統一指揮。但他同時還認為,這個領袖集團同時也是由領袖個人組成的;黨的領袖是“無產階級之花”,是階級的“權威”“先進代表”“偉大人物”“職業革命家”等。這些提法雖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都是指的黨領袖。1900年,針對俄國一些激進的知識份子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不要任何黨的核心、忽視理論鬥爭的主張,列寧高度重視維護黨的領袖的核心地位,強調科學理論的指導作用。他明確指出:“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1901年秋至1902年2月,列寧在《怎麼辦?》一文中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假如沒有‘十來個’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產生出來的)、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領袖,無論哪個階級都無法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任何革命運動,如果沒有一種穩定的和能夠保持繼承性的領導者組織,便不能持久”。列寧在該文中又指出,“無產階級的自發鬥爭如果沒有堅強的革命家組織的領導,便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真正‘階級鬥爭’”。革命家組織首先必須要有一個核心,“由最可靠、最有經驗、經過最多的鍛煉的工人組成的一種人數不多的緊密團結的核心”。列寧還指出,“可以把一句名言(指古希臘科學家阿基米德說的‘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把地球翻轉過來’———作者注)改動一下,說‘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1918年,列寧指出:“如果沒有統一的意志把全體勞動者結合成一個象鐘錶一樣準確地工作的經濟機關,那麼無論是鐵路、運輸、大機器和企業都不能正常地進行工作。社會主義是大機器工業的產物。如果正在實現社會主義的勞動群眾不能使自己的各種機構象大機器工業所應該做的那樣進行工作,那麼也就談不上實現社會主義了。”經過一段實踐,列寧關於領袖的思想更加成熟與明確。1920年4月至5月間,列寧的專著《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誕生,標誌著列寧關於黨的領袖的思想更加完整和系統。列寧在這部重要的著作中同時論述了領袖與政黨、階級、群眾的關係(對這一思想將在後面相關部分專門談及)。列寧在該書中還指出:“政治是一種科學,是一種藝術,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無產階級要想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造就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治家’,而且要使這種政治家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比起來毫無遜色。”1920年8月,列寧指出:“確定一個黨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黨,不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麼人領導以及它的行動和政治策略的內容如何。只有根據後者,才能確定這個黨是不是真正無產階級的政黨。”1921年,列寧說:“培養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信的黨的領袖,這是一件長期的艱苦的事情。但不這樣做,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意志統一’,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1931年,當德國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問道,“當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許多自認為是唯物主義歷史觀信徒的德國教授向我們宣傳,說馬克思主義否認英雄的作用,否認英雄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史達林明確回答,“這是些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的人。馬克思主義從來不否認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認為這種作用是相當大的”。

1935年,我們黨的遵義會議的決議指出,“全黨同志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為黨中央的總路線奮鬥到底,勝利必然是我們的”。對於領導核心,毛澤東說:“一個桃子剖開來有幾個核心嗎?只有一個核心”“要建立領導核心,反對‘一國三公’。”鄧小平也說:“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2016年,黨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提出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這一政治要求,是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深刻揭示,是對中國共產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獨特優勢的科學總結,對開創治國理政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是不是成熟的政黨,一個重要標誌就是看有沒有一個乃至一批具有十分堅實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堅定依靠群眾、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領袖人物。這樣的領袖,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往往起著關鍵性、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深刻理解“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首先是新時代黨之大者,同時又是國之大者。

二、必須堅定維護黨的領袖的核心地位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歷史經驗

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事業,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偉大壯麗而又無比艱難的事業。領導這一偉大事業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有一個歷史上任何階級的領袖都無法與之倫比的堅強有力的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維護無產階級領袖的權威是工人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聯合權力的鬥爭中,作為一個自為階級統一行動並最終消滅階級的必備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領導歐洲工人運動和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實踐中,始終強調維護黨的領導核心和黨的指導思想的指導地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並積極推進各國工人階級的聯合,創建無產階級政黨即“第一國際”,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斷向前推進。1871年5月巴黎公社失敗後,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文中就明確指出:“舊政權的純屬壓迫性質的機關予以剷除,而舊政權的合理職能則從僭越和淩駕於社會之上的當局那裏奪取過來,歸還給社會的負責任的勤務員。”這裏強調的是打碎舊國家機器,不是要廢除舊國家機器的所有社會管理功能,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後仍然需要並且是為新社會負責的新的權威。1872年,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於缺乏集中和權威”“如果有人對我說,權威和集中是兩種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加以詛咒的東西,那麼我就認為,說這種話的人,要麼不知道什麼叫革命,要麼只不過是口頭革命派。”1895年恩格斯逝世後,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等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無產階級只有通過社會革命才能奪取勝利等基本原理,致使“第二國際”受到嚴重腐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各國的一些黨的領導集團背叛無產階級,轉向支持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戰爭政策,鼓吹社會沙文主義,導致“第二國際”瓦解。

俄國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取得勝利,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形成了布爾什維克黨中央這樣的領導集體和列寧這樣的領導核心。列寧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意義,特別是無產階級政黨領袖要結合革命具體實踐堅持和發展科學理論的重要性。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正是堅持以列寧為政治領袖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堅強領導和科學理論指導,才取得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列寧逝世後,史達林儘管犯過一些錯誤,但他堅定地繼承列寧的事業,成為蘇聯共產黨的核心,領導蘇聯取得了抗擊德國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推動蘇聯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並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進入凱歌行進時期。史達林逝世後,赫魯雪夫領導集團脫離、背離馬列主義,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則徹底背叛馬列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黨的民主集中制被拋棄了,政治紀律被動搖了,黨中央權威沒有了。“誰都可以言所欲言、為所欲為”,黨內思想混亂、紀律鬆弛。在這種情況下，“嘩啦啦轟然倒塌"也就成為蘇共難以逃脫的命運了,分崩離析也就成為蘇聯難以逃脫的命運了。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次大悲劇、大麯折,更是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大災難、大倒退。當今正在發生的俄烏衝突,正是1991年蘇聯亡黨亡國悲劇的歷史迴響。

從我們黨的歷史看,儘快形成堅強正確的領導核心,全黨堅決維護這一核心,對於我們這樣的大黨大國尤為重要。1935年遵義會議前,由於沒有形成這樣的一個核心,致使黨的事業幾經挫折甚至失敗。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延安整風特別是黨的“七大”後我黨形成了堅強正確和成熟的領導核心,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便煥然一新。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黨在14年間不僅艱難地戰勝日本侵略者,而且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掃除美帝國主義全力支撐的蔣介石反動政權,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這與前14年黨的歷經坎坷形成鮮明的對照。

黨的百年歷史昭示,在我們這樣的大黨、大國,必須在實踐中儘快形成一個堅強正確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堅強正確的核心。

三、堅定維護黨的領袖的核心地位就要從思想理論上弄清馬克思主義領袖、政黨、階級、群眾特別是人民群眾與黨的領袖的關係

當前,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都在認真學習、堅決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在這一重大歷史時刻,弄清領袖、政黨、階級、群眾特別是人民群眾與黨的領袖之間的關係,有著十分特別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列寧深刻闡發了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關係。要弄清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這四個概念及其關係,就必須首先明確,列寧是把這四個概念及其關係放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的視野下進行闡發的。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離開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就不可能認清這些概念的基本內涵及其相互關係。但列寧的重點是為了闡發領袖的極其重要性,為了做到這一點,他把群眾作為論述的邏輯起點。他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在多數情況下,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

先看列寧所說的群眾的內涵。群眾有著多重不同的含義:可指聚合在一起的人或全部社會人的集合體;可指一個人的政治面貌,即沒有加入共產黨或共青團的人;可指不擔任領導職務的人;可泛指人民大眾即人民群眾,等等。筆者認為,列寧這裏所講的“群眾”,是從當時已經產生和存在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這些“現代的文明國家”中所產生的階級與政黨和領袖的關係中所講的,是指社會裏的各種人群、群體、團體,甚至是社會所有人的集合體。列寧這裏所講的“群眾”,又與“階級”“政黨”完全聯繫在一起,並沒有排除群眾中完全各自對立的敵對階級及其政黨。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由此可見,列寧這裏講的“群眾”是廣義的,這與我們黨通常所講的“群眾”的含義不同。我們黨通常所講的群眾,是排除敵對階級和敵對分子的,實際上是指人民,因此我們通常把人民和群眾聯繫起來放到一起講,叫人民群眾。我們黨所講的人民群眾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政治概念。人民群眾主要是指一切能夠促進革命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團體。馬克思主義旗幟鮮明地堅持群眾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密切聯繫群眾,充分相信群眾,緊緊依靠群眾,虛心向群眾學習。這裏,我們需要注意以下兩個問題。一是根據時代背景和革命形勢的變化,群眾概念的內涵會相應發生變化,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開明紳士包括地主,只要贊成抗日、參加抗日就是人民的範疇。“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而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原來經濟意義上的資產階級等已經不復存在,同時為了適應新的歷史任務,人民群眾的內涵也隨之發生改變。正如毛澤東在1957年2月指出的:“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二是剝削階級在一定限度的歷史時期內是革命者,是人民群眾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群眾的主體。在任何真正意義的革命中,工農群眾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是人民群眾與革命的主體。馬克思恩格斯曾明確指出:“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恩格斯指出,“馬克思瞭解古代奴隸主,中世紀封建主等等的歷史必然性,因而瞭解他們的歷史正當性,承認他們在一定限度的歷史時期內是人類發展的杠杆;因而馬克思也承認剝削,即佔有他人勞動產品的暫時的歷史正當性”。馬克思恩格斯同時指出:“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毛澤東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在政治上非常軟弱的和動搖的階級”“他們是人民大眾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眾的主體,也不是決定革命性質的力量”。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工農群眾不僅始終是人民群眾的主體,而且始終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並決定革命的性質。同樣,我國憲法中所說的“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並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的企業的所有者,是人民群眾的範疇,但不是人民群眾的主體。我國憲法中所說的“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企業和其他外國經濟組織以及中外合資經營的企業”的合法所有者和經營者,絕不是“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的範疇,但也不是人民群眾的範疇,而是朋友或同盟者的範疇。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以及改革開放時期,毛澤東在1925年所說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依然異常重要。只有十分清醒地弄清這一首要問題,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有人建議用“民族”或“族群”代替“群眾”這一概念,並認為“歷史是相互對立的民族進行的鬥爭、遭受苦難的折磨的場所”。因篇幅所限,這裏不便展開。筆者認為,無論“民族”或“族群”,都代替不了“群眾”這一內涵與外延都更為豐富和廣闊的概念。若用“民族”或“族群”替代了“群眾”概念,就有意無意地淡化甚至否定了列寧關於“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這一根本論斷。一方面,這就從根本上抹殺了世界上各個民族內部激烈的階級鬥爭;另一方面,則是在各國人民之間和一個國家的不同民族之間宣傳煽動民族仇恨和種族仇恨,以使剝削和壓迫制度“永存”。另外,美國、英國壟斷資產階級所宣揚的所謂“世界主義”,本質上內蘊著種族主義的因素。種族主義者認為,人世間存在著“高等的人種”,這些“高等的人種”是“上帝的選民”,而其他各族人民則是不能獨立推進人類進步的“劣等人種”和“劣等民族”,進而認為他們這些所謂的“高等的人種”就可以“綜合”“融合”其他所有民族的語言和文化。這些“高等的人種”甚至還可以隨意否認這些人民和民族所組成的國家主權直至用各種辦法滅絕他們的生命。列寧說,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就是帝國主義。我們還可以說,帝國主義發展的峰巔就是法西斯主義。馬克思主義是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完全對立的、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為進步、最為文明和最終會讓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心悅誠服的科學理論。1963年6月3日,毛澤東在談到中國歷史時說:“元朝的統治並不很壞,社會經濟有進步。明朝是很腐敗的,不如清朝。清朝形成了這樣一個大的中國。我們不是以民族來區分進步還是反動,而是以階級來劃分的。”在階級和階級社會中,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是看清事物本質與規律的最為根本的方法。如果丟掉了階級分析方法,我們就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接著看列寧所說的階級的內涵。階級本質上是一個經濟概念。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歷史是人的活動,而首先是生產活動,“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人們在生產中形成各種關係,其中,根據是否佔有生產資料可以將人們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所以,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定義,階級及階層主要是經濟領域而不是政治領域的概念。任何社會的階級及階層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產物,也就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係的產物。階級及階層一旦形成,對一定時代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則必然產生反作用。任何剝削階級及其階層一旦形成,則必然企圖進一步建立最大限度有利於自己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甚至企圖“終結”和固化一定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列寧明確界定了階級概念的含義:“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原始公社解體以來的全部人類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1920年,列寧指出,俄國“剛處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即向共產主義低級階段過渡的最初階段。階級還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都還要存在好多年”“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並沒有終止,相反地,這種鬥爭會變得更廣泛、更尖銳和更殘酷”。當今時代仍然處於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長期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長期博弈並最終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時期。在這一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不僅大量存在著人民群眾內部矛盾,同時不能否認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著階級鬥爭。《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指出:“在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載明:“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否定我國現階段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就違背了現行黨章、憲法的基本精神,更不是事實。我們說我國現階段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絕不是要重複過去所犯過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從根本上說,是為了實現2023年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所說的“守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確保中國式現代化的正確方向”“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不僅在現階段我國內部,而且在現階段我國人民群眾內部,同樣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1905年,列寧指出:“馬克思一向都是無情地反對那些認為‘人民’是一致的、認為人民內部沒有階級鬥爭的小資產階級幻想。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語時,並沒有用它來抹煞各個階級之間的差別,而是用它來把那些能夠把革命進行到底的確定的成分聯為一體。”列寧還指出,共產黨人“堅決主張無產階級的黨必須保持完全的階級獨立性。但是他們把‘人民’分為各個‘階級’,並不是要先進的階級閉關自守,把自己限制在狹小的範圍內,因顧慮世界的經濟主人退出而閹割自己的活動,而是要先進的階級不沾染中間階級的不徹底、不穩定和不堅決的毛病,從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熱情領導全體人民去為全體人民的事業奮鬥”。1957年,毛澤東在其著名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在我們國家裏,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一般地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鬥爭,這是因為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毛澤東還說:“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如果我們處理不當,不是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團結、批評、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資產階級不接受我們的這個政策,那末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變成敵我之間的矛盾。”

在談到人民群眾時,馬克思主義將人民劃分出各個不同的階級,闡明工人階級的重要地位、特殊使命和領導作用。這並不是為了強調工人階級有區別於其他人民群眾的任何特殊利益,而是為了正確估量其他階級和階層的種種不同利益,以及整體人民群眾的共同和根本的利益,以更好地帶領人民群眾兼顧個人與集體、局部與全局、眼前與長遠或根本利益,為最終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團結奮鬥。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局部與全局、眼前與長遠或根本利益之間的關係,就必須堅持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堅持系統觀念和堅持胸懷天下,統籌兼顧。不能堅持系統思維、只顧一頭,無論只顧哪一頭,都是不利於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局部與全局、眼前與長遠或根本利益之間的關係,是各級黨組織、各級政府和每一位黨員、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員特別是中高級黨政領導幹部的共同職責。我們黨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有著當時或現時的階段性綱領,但這些階段性綱領又都是與我們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即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緊密相連的。毛澤東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這裏所說的共同的革命目標,就是黨的不同歷史時期的階段性目標與黨的最終目標的相統一。正因如此,我們絕不能把這一共同的目標,分解為不同甚至相互抵牾的職責,讓在不同工作崗位上工作的其中一級組織或每一個不同的個體來分別承擔。比如:每一個公民只負責自己的個人利益甚至僅是自己眼前的個人利益,單位領導才負責這個單位的集體利益;各省市、地區和本單位領導負責各自的局部利益,黨的總書記與國務院總理才負責國家和人民的全局利益;本屆政府只關心自己任期內出不出政績,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才考慮人民群眾長遠的根本利益。這樣的話,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階段性宏偉藍圖就不可能實現,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更是無從談起。毛澤東在著名的《論十大關系》中說,“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鬥,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同時我們也歷來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要“公私兼顧”。“公私兼顧”,個人與集體、局部與全局、眼前與長遠或叫根本利益相統一,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才有最為可靠的保障。

再看列寧所說的政黨內涵。政黨是在階級鬥爭的歷史進程中代表某個階級、階層或集團並為實現其利益而進行鬥爭的政治組織。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在階級基礎上產生的,是階級鬥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工人階級的政黨則是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無產者的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和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是無產階級的領導者、教育者和組織者。正因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他們勝過其餘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瞭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這一基本思想指引著世界各國共產黨健康發展。但是後來的“第二國際”背叛了上述思想,把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降低到一般工人運動的水準。這種錯誤思潮也很快蔓延到當時的俄國。當時,俄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否定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把俄國黨說成是知識份子黨,超階級的黨。黨內的孟什維克則與此相呼應,堅持要把黨擴大到每個“教授”、每個“中學生”和工人運動中的每個“罷工者”。這種思潮實質上就是孽繁赫魯雪夫集團提出的“全民國家”“全民黨”理論的先祖。針對這一思潮,列寧尖銳指出,“我始終堅持在談到我們黨的階級性質的地方用‘無產階級’一詞代替‘被剝削的勞動群眾’一詞”。他還明確指出,“工人的政黨不是知識份子進行‘討論’的俱樂部,而是戰鬥的無產階級組織”;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不是消極地為每一階段的工人運動服務,而是要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給這個運動指出最終目的,指出政治任務,維護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獨立性”。列寧說,工人運動脫離了黨,“就會變得無足輕重,並且必然會墮入資產階級的泥潭,因為只從事經濟鬥爭,工人階級就會失去自己的政治獨立性,成為其他黨派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應該是工人自己的事情’這一偉大遺訓”。列寧特別強調黨對國家機關的領導。1920年,他特地指出:“我們共和國的任何國家機關未經黨中央指示,都不得解決任何重大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1921年,列寧進一步指出,“我們是執政黨,所以我們不能不把蘇維埃的‘上層’和黨的‘上層’融成一體,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這就為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進一步提供了思想、理論和政治的依據。一個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正確領導,既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獲得解放的力量所在,又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章程》關於黨的性質的上述表述十分正確與準確,這是從毛澤東關於“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等一系列論述演化轉化而來的。但這兩個先鋒隊並不是並列關係,而是從屬關係。第一個先鋒隊是階級性質,第二個先鋒隊是第一個先鋒隊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中所起的作用。只有始終保持第一個先鋒隊的鮮明的階級性質,第二個先鋒隊才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堅強頑強的生命力。當然,必須把這兩個先鋒隊的辯證關係統一起來,但也決不能把這兩個先鋒隊的作用相並列,更不能對立起來;在當前情勢下,應防止有人用第二個先鋒隊來淡化甚至否定第一個先鋒隊鮮明的階級性質和根本性的作用。毛澤東指出:“領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偉大的革命到達徹底的完成,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是沒有任何一個別的政黨(不論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能夠擔負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我們的全部事業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都根植於這個最本質特徵和最大優勢。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往往是災難性的、顛覆性的。”他還說:“越是形勢複雜、任務艱巨,越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越要把黨中央關於貫徹新發展理念的要求落實到工作中去。”

強調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決不是要否定民主集中制。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同堅持民主集中制是一致的,“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發展黨內民主”“在醞釀和討論過程中,大家可以充分發表意見,暢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見,可以批評,甚至可以反對,言者無罪”“但是,一旦黨中央作出決定,各方就要堅決貫徹執行”“在堅決執行的條件下,有意見、有問題還可以通過黨內程式反映,直至向黨中央反映,這都是允許的”。我們黨為什麼敢於堅定提倡貫徹民主集中制,就是因為我們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能否堅決貫徹民主集中制,說到底,是能不能堅持勇於自我革命的重大問題。

中國共產黨無疑是社會主義中國國家政權的核心,但黨和國家政權不是而且不能是同一範疇的概念。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同樣不是同一範疇的概念。無產階級專政是個國家概念,黨是國家中的領導力量。用黨的領導來頂替國家政權同樣是十分荒謬的。正因如此,列寧同時又指出:“黨的任務則是對所有國家機關的工作進行總的領導,不是……進行過分頻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瑣碎的干預。”

最後看看列寧所說的領袖的內涵。領袖是一定階級的突出代表,同時又是一定歷史時代的必然產物。一些人常常有這樣的歷史錯覺,好像偉大人物的出現是偉大事件和偉大時代的原因。這恰恰顛倒了偉大人物與偉大事件、偉大時代的因果關係。每一個社會和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偉大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所以,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偉大的革命鬥爭必然會造就偉大人物。千百萬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必然出真知、出領袖。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堅強的領導核心是關乎黨和國家前途命運、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根本性問題。一個成熟的政黨總會在長期的實踐鬥爭中產生自己的領袖人物,以帶領本黨、本階級更好地推動理論發展和實踐變革。馬克思主義決不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是不是成熟,一個根本性標誌就是看有沒有一個乃至一批有十分堅實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堅定依靠群眾、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領袖人物。這樣的領袖,往往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起著關鍵性、決定性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無產階級的領袖人物在發現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為無產階級革命及其政黨創建了革命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者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本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相結合,不斷把馬克思主義推向新的境界,為指導無產階級革命取得最終勝利指明方向。無產階級領袖人物又為無產階級政黨制定了正確的綱領和策略,有著崇高的威信,與人民群眾時刻保持著血肉聯繫,是人民群眾的嚮導、組織者和鼓舞者。在歷史轉折關頭高瞻遠矚,無產階級的領袖人物往往能以科學的預見和非凡的膽略帶領黨和人民不斷奪取新的勝利。我們堅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會自己消除,光明也不會自動到來。“兩軍對壘帥坐鎮。”從一定意義上講,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較量,是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即領袖間的較量。資產階級十分重視培養和選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們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更加注重培養和選拔我們自己事業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領袖人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推動歷史在曲折中不斷前進,經過一代又一代極長期的、複雜的、艱難困苦的鬥爭,最終把所有傳統所有制和與其相適應的所有傳統觀念送進歷史的墳墓,真正實現無階級、無國家的共產主義社會即人類命運共同體亦即人類社會之大同的社會。

在群眾、階級、政黨和領袖之間的關係中,最需要弄清的是人民群眾與黨的領袖之間的關係。人民群眾並不是所謂的“英雄”手中可以隨意、任意塑造歷史的某種黏土或被動的物質,群眾的利益、目的和意願是由他們的經濟地位、他們在社會生產中的作用所決定,而不是由所謂“英雄”和“領袖”的主觀意志所決定。毫無疑問,從根本上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份子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工人、農民的勞動是人類整個文化和文明的基石,是全部國家生活的基礎。正因如此,勞動群眾既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又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還是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正因如此,馬克思恩格斯說,“歷史上的活動和思想都是‘群眾’的思想和活動”“思想根本不能實現什麼東西。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個政黨來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1873年,恩格斯就指出:“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八世紀的法國,甚至資產階級的最光輝燦爛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爭得的,而是平民大眾,即工人和農民為它爭得的。”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列寧說:“千百萬創造者的智慧卻會創造出一種比最偉大的天才預見都還要高明得多的東西。”1944年1月9日,毛澤東在看完《逼上梁山》的演出後,當晚乘興給劇作者楊紹萱、導演齊燕銘寫信。信中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人民群眾生氣勃勃的創造力是人類社會前進的根本因素。要砸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只有在人民群眾的大多數,首先是勞動人民群眾大多數表現出有歷史意義的獨立創造精神之下,才能順利實現。

一切唯心主義者,不論哲學上的還是宗教上的,都相信改造社會的事業是靈感、啟示、救世主、“奇跡創造者”大腦活動的結果,或認為歷史是“由有本事從上帝那裏竊取隱秘思想的人們創造的。平凡的人只需應用他們所洩露的天機”“人們必須向天生的貴人和賢人屈膝”“即應當崇拜天才”。這些人最終得出的結論都是:我們這個世界應該由貴人、賢人和智者即所謂“精英”來統治。如前所說,歷史唯物主義則認為,任何革命都不是由任何個別天才人物頭腦裏短暫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花所產生的主觀臆想所決定,而是社會內在基本矛盾遲早所必然引發的廣大人民群眾持久的、推動偉大歷史變遷的實際行動。在歷史的長河之中,歷史活動是人民群眾的事業,人民群眾決定歷史的結局。各個民族和國家的命運不僅僅是由領袖決定,而首要和更主要的是由千百萬勞動群眾所決定。在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看來,人民領袖是能夠正確地總結、概括、反映並能帶領人民實現自己意志的偉大政治人物。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說“人民萬歲”;習近平總書記說“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但是,馬克思主義決不否定個人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所起到的特殊作用。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唯心主義者或是不懂或是故意地曲解歷史唯物主義,說馬克思主義把整個社會的發展僅僅歸結於不可捉摸的一般原因和規律,與領導事變的個人即偉大人物沒有關係。馬克思早在1850年就引用法國啟蒙思想家愛爾維修這樣的話:“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把他們創造出來。”普列漢諾夫在《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中指出:“凡是存在著有利於人才發展的社會條件的地方和時候,都會有人才出現。”他還說:“一般的歷史條件,要比意志最堅強的個人更為強大。偉大人物所處的時代一般性質對於偉大人物是種‘經驗上既定的必然性’。”以上所說,本質上講的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也正如馬克思所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主義還認為,社會意識一旦形成,就會對社會存在產生反作用,甚至是巨大的反作用,革命理論更是如此。馬克思主義最重視的是人民群眾的歷史主動性。這也正如列寧所說:“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並且創造客觀世界。”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事業的擴大。隨著人們歷史創造活動的擴大和深入,作為自覺的歷史活動家的人民群眾在數量上也必定增多起來,其中的領袖集團也必然愈來愈擴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並將繼續證明,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對於工人階級乃至全人類的文明進步事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人類歷史已經證明,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是一代又一代地推舉出自已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與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即使取得統治地位,這個階級所取得的統治地位還會喪失。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是無產階級忠誠的先鋒戰士,是革命無產階級意志的真正表達者,是無產階級利益的忠實捍衛者。肯定偉大人物的個人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是不是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呢?不是。我們衡量人物偉不偉大,主要看他是為誰,是為絕大多數人還是為極少數人,是看他對人類文明進步事業貢獻之大小。另外,英雄無疑是人民群眾的一份子,肯定偉大人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特殊作用,就是在肯定人民群眾的作用。在反駁有人誇讚希特勒的行為像拿破崙時,史達林說:“希特勒象拿破崙不過是小貓象獅子一樣,因為拿破崙是依靠進步力量來反對反動力量,而希特勒則相反,是依靠反動力量來反對進步力量。”

無產階級領袖的巨大作用,首先體現在革命理論的創立、堅持與發展上。人類社會有著自己的發展規律。當社會新的偉大任務提上日程的時候,先進階級的領袖常常是歷史必然性的最先表達者。1901年,列寧指出:“‘思想家’所以配稱為思想家,就是因為他走在自發運動的前面,為它指出道路,善於比其他人更先解決運動的‘物質因素’自發地遇到的一切理論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組織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並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亦正如馬克思所說“在理論方面給資產階級一個使它永遠翻不了身的打擊”,從而喚醒了工人階級的自我認識和自我意識,用科學代替了幻想,馬克思恩格斯首先成為世界各國共產黨公認的領袖。列寧堅定地捍衛了馬克思主義,強調工人階級必須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引。列寧在《怎麼辦?》中十分犀利地抨擊了當時的經濟主義思想。什麼是經濟主義?列寧引用了當時《工人思想報》創刊號的社論中的表述:經濟主義就是力圖使“工人聽信以下的說法”,“每個盧布工資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會主義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實惠和可貴;工人要進行‘鬥爭,是因為他們知道,鬥爭不是為了什麼未來的後代,而是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兒女’”。列寧又指出:“對工人運動自發性的任何崇拜,對‘自覺因素’的作用即社會民主黨的作用的任何輕視,完全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與否,都是加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工人的影響。”認為“純粹工人運動本身就能夠創造出而且一定會創造出一種獨立的思想體系。但這是極大的錯誤”“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佈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從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份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正因如此,毛澤東和習近平特別強調要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特別是讀原著,要真正弄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毛澤東和習近平對於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著都十分熟悉。

要真正提高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自覺性,就必須真正認清社會主義學說是“從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份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道理，真正理解列寧關於馬克思主義即工人階級的自覺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這一真理。歷史唯物主義有這樣一個最為淺顯而又深刻的道理和真理,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活動。馬克思在踏入社會之前,應該說是生活富足、衣食無憂,所以才能進入大學,博覽群書,自學英語和義大利語。其家庭敗落後,馬克思的理論研究與實踐主要由恩格斯等人資助。馬克思有著堅定堅強正確的理論信仰和政治信仰。1865年,馬克思致信恩格斯說:“半輩子依靠別人,一想起這一點,簡直使人感到絕望。這時唯一能使我挺起身來的,就是我意識到我們兩人從事著一個合夥的事業,而我則把自己的時間用於這個事業的理論方面和黨的方面。”正因為馬克思把自己的畢生精力貢獻給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進化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對人類的貢獻時也說,“當現在突然要我在理論問題上代替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時,就不免要出漏洞,這一點沒有人比我自己更強烈地感覺到。而且只有在時局變得更動蕩一些的時候,我們才會真正感受到失去馬克思是失去了什麼。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像馬克思那樣高瞻遠矚,在應當迅速行動的時刻,他總是作出正確的決定,並立即切中要害。誠然,在風平浪靜的時期,有時事件證實正確的是我,而不是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時期,他的判斷幾乎是沒有錯誤的”。恩格斯還說,馬克思的思想“哺育兩個半球的無產階級運動了。我們之所以有今天,都應歸功於他;現代運動當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應歸功於他的理論的和實踐的活動;沒有他,我們至今還會在黑暗中徘徊”。

列寧在堅持馬克思恩格斯革命思想和革命事業的同時,又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史達林說:“列寧的偉大,正在於他沒有做馬克思主義字句的俘虜”。列寧在哪些方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呢?毛澤東說:“一,在世界觀,就是唯物論和辯證法方面發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論、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別是在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等問題上發展了它。列寧還有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學說。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開始,革命中間就有建設,他已經有了七年的實踐,這是馬克思所沒有的。我們學的就是這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毛澤東這段話還告訴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至今沒有過時,而且還可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展。筆者認為,毛澤東開創的、習近平總書記繼承和發展的關於黨及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極有可能成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新的重要組成。但是,在創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方面,我們應慎之又慎。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引用了恩格斯如下所言:“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裏只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而現在有的學者整天熱衷於“創新”,在一篇普通的學術論文中,就宣佈自己有多少多少處“創新”。這種文風應是新八股的一種突出表現和表白。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鄧小平在評價毛澤東時說:“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無產階級領袖的巨大作用還表現在,把正確理論的力量與無產階級運動的實際組織結合起來,經受過長時期革命鬥爭的鍛煉與考驗,是成熟的理論家和實踐家,並使理論與實踐統一於一身,取得人民群眾的充分信任與衷心愛戴，滿足人民群眾的要求。恩格斯說,在大風大浪中成長起來的人物,“一些人用舌和筆,一些人用劍,一些人則兩者並用。因此就有了使他們成為完人的那種性格上的完整和堅強。書齋裏的學者是例外:他們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燒著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列寧也指出:“‘思想家’所以配稱為思想家,就是因為他走在自發運動的前面,為它指出道路,善於比其他人更先解決運動的‘物質因素’自發地遇到的一切理論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組織的問題。”無產階級優秀的實踐家,堅持正確的政治綱領和政治路線,有著英勇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並置身於革命的實踐之中,置身於群眾之中,與人民群眾始終保持最密切的血肉聯繫,做群眾的一員,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時刻把握時代的脈搏,及時提出指導運動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得到廣大群眾的承認和公認,並享有崇高的威望。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特別是傑出的領袖,要是離開廣大人民群眾的火熱革命鬥爭,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領袖。人民群眾要擁戴、愛戴與捍衛自己的領袖;人民的領袖要時刻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我們在談論人民群眾與黨的領袖的關係時,一定不能忘記黨的領袖亦是人民群眾的一份子。偉大歷史活動家的作用可以比擬為滋潤大地的甘露,但是甘露畢竟是由同一個大地蒸發的水蒸氣構成。正如列寧所說:“具有優秀精神品質的是少數人,而決定歷史結局的卻是廣大群眾,如果這些少數人不適應群眾,群眾有時就會對他們不太客氣。”

正因如此,史達林在評價列寧時說:“在我們這個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當黨的每一個口號和領袖的每一句話都受到事實檢驗的時候,無產階級向自己的領袖們提出了特別的要求。歷史上有過一些無產階級的領袖,風暴時期的領袖,實踐家領袖,他們是有自我犧牲精神的,但是在理論上很弱”“還有另一種領袖,和平時期的領袖,他們在理論上很強,但是在組織工作和實際工作方面卻很弱。”在論述了上述兩種事實後,史達林接著說:“要始終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就必須一身兼備理論力量和無產階級運動的實際組織經驗。”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這樣的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在人民群眾的革命實踐中,艱辛探索實踐並形成了符合時代大潮流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正確理論。他們的後繼者與人民群眾一道,在這些偉大領袖思想和光輝實踐的指引與鼓舞下,必將最終獲得一個嶄新的世界。

無產階級的領袖還都有一個十分突出的優秀品格,就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和人類文明事業勇於堅持真理、勇於擔當重任、勇於進行鬥爭、勇於爭取勝利。在資產階級還處於上升時期,當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員警,都聯合絞殺馬克思恩格斯所發現和開創的共產主義思想與事業之時,他們便在《共產黨宣言》的結尾果敢宣佈:“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時說:“多年以來,馬克思無疑是受誹謗最多的一位德國著作家;而誰都不會否認,馬克思勇敢地進行了鬥爭,他的所有打擊都能準確地命中目標。”列寧像馬克思恩格斯一樣,不僅對於兇惡而又強大的敵人敢於鬥爭,而且對於黨內種種錯誤思潮敢於鬥爭。1924年1月28日,史達林在列寧去世後回憶列寧的晚會上說:“黨的領袖們不能不尊重黨內多數的意見。多數,這是領袖們不能不重視的力量。列寧對這一點的瞭解並不亞於黨內其他任何領導者。但是列寧從來沒有做過多數的俘虜,尤其是當這個多數沒有原則立場的時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黨內多數的意見或黨的眼前利益同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相抵觸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列寧總是毫不猶豫地堅持原則,反對黨的多數。而且,在這種情況下他不怕獨自一人去反對全體,因為他認為———正如他自己常說的那樣———‘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接著,史達林舉出“可以特別明顯地說明”列寧的這個特點的“兩個事實”。史達林說,“在1909—1911年的時期,黨被反革命勢力打敗,處於完全解體的狀態”“當時只有列寧一人沒有隨波逐流,而高舉著黨性的旗幟,以驚人的耐心和非常的堅忍精神來收集黨的零散殘部,猛烈攻擊工人運動中所有一切反黨派別,以非常的勇氣和空前的毅力來捍衛黨性。大家知道,在這個為黨性而進行的爭論中,後來列寧成了勝利者”“在1914—1917年帝國主義戰爭熾烈的時期,所有的或幾乎所有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都染上了流行的愛國主義狂熱,替本國的帝國主義盡忠效勞”“當時只有列寧一人,或幾乎只有列寧一人掀起了反對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的堅決鬥爭”。“大家知道,在這個為新國際而進行的爭論中,列寧成了勝利者”“‘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這就是列寧的公式,列寧用這個公式攻佔了許多新的‘不可攻佔的’陣地,把無產階級優秀分子爭取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方面來”。毛澤東比較早地看到了歷史發展的大勢,同時也充分估計到其艱難之程度。早在1917年,他就提出,“天地蓋唯有動而已”“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別比較而現”,贊同世界一切事業和文明“無不起於抵抗決勝”的觀點,稱“無抵抗則無動力”的觀點是“至真之理,至徹之言”。他熱情洋溢地寫道:“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為隔,而風力益增其怒號”“聖人者,抵抗極大之惡而成者也。”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指出:“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們希望一切同我們共同奮鬥的人能夠勇敢地負起責任,克服困難,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議論譏笑,也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1962年,毛澤東在我們黨和國家遇到三年困難之時的“七千人大會”上說:“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裏,而是在少數人手裏。馬克思、恩格斯手裏有真理,可是他們在開始的時候是少數。列寧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也是少數。我們黨內也有這樣的經驗,在陳獨秀統治的時候,在‘左’傾路線統治的時候,真理都不在領導機關的多數人手裏,而是在少數人手裏。歷史上的自然科學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他們的學說曾經在一個長時間內不被多數人承認,反而被看作錯誤的東西,當時他們是少數。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時候,只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十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國的命運。”從根本上說,對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精准把握和對真理始終不渝地堅持,是毛澤東特有的堅毅和自信品格的根源所在。所以,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說,儘管毛澤東時常處在少數人甚至極少數人的境地,但他更突出地展示出精神上的卓爾不群,“像騾子樣倔強,有一種鋼鐵般的自傲和堅毅貫穿他的性格”。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陝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說,“魯迅先生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政治的遠見”“第二個特點,就是他的鬥爭精神”“他在黑暗與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鬥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魯迅的第三個特點是他的犧牲精神”“他往往是站在戰士的血痕中,堅韌地反抗著、呼嘯著前進”。無產階級的領袖就是這樣的人。無產階級領袖的思想,指引著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前進方向;無產階級領袖英勇果敢的鬥爭精神,鼓舞激勵著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為著自己的根本利益乃至全人類的解放事業而英勇奮鬥。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把堅持敢於鬥爭放入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的十個方面的歷史經驗之中,並強調指出:“敢於鬥爭、敢於勝利,是黨和人民不可戰勝的強大精神力量。”這是歷史與未來顛撲不破的真理,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叩之欲聞銅聲”的風骨。習近平總書記的“我將無我、不負人民”這一擲地有聲的名言、誓言,就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精神的生動詮釋。

在弄清群眾與領袖的關係時,一定要認清領袖並不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所謂“天才”,而是終生為著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而頑強執著地艱辛奮鬥者。1850年,馬克思說:“至於說個人的犧牲,我為階級,而不是為個人作的犧牲不比其他任何人少。”1851年,他又說:“從早晨九點到晚上七點,我通常是在英國博物館裏”“民主派的‘頭腦簡單的人們’靠‘從天上’掉下來的靈感,當然不需要下這樣的工夫。”1867年,他在一封信中說:“我一直在墳墓的邊緣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還能工作的每時每刻來完成我的著作,為了它,我已經犧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這樣解釋就夠了。我嘲笑那些所謂‘實際的’人和他們的聰明。如果一個人願意變成一頭牛,那他當然可以不管人類的痛苦,而只顧自己身上的皮。”列寧對領袖的自身條件也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他說:“我們應該培養一些不僅能把晚上的空閒時間貢獻給革命,而且能把整個一生貢獻給革命的人。”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批評陳伯達唯心主義先驗論時指出,“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毛澤東還說,天才“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1971年8月至9月間,毛澤東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的談話中說,林彪集團在廬山會議上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天才問題是個理論問題,他們搞唯心論的先驗論。說反對天才,就是反對我。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到一九一八年才讀馬列主義,怎麼是天才?”“我並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天才是靠群眾路線,集體智慧”。林彪拼命鼓吹“天才論”,其實質一方面是典型的“低級紅”“高級黑”,通過製造“紅海洋”誘發廣大幹部群眾對毛澤東的不滿;另一方面卻說他20幾歲的兒子是“超天才”,本質上是用封建嫡傳制那一套,讓其兒子林立果接班。這樣下去,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最終必將重回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社會。

無產階級是伴隨資產階級的成長發展而不斷發展壯大的。人類社會一旦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就必然隨著無產階級的不斷成長壯大而不斷誕生自己的領袖人物。培養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信的黨的領袖,這是一件長期的艱苦的事情。領袖一旦誕生,無產階級對於自己的領袖人物就必須堅決擁戴、愛護和捍衛。但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領袖人物則必然是仇視、誣衊和攻擊。恩格斯說,正因為“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亦即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規律,並“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參加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正因為這樣,所以馬克思是當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誣衊的人”,資產者“都競相誹謗他,詛咒他”。列寧多次嚴厲抨擊一些人攻擊無產階級領袖的言行。1901年秋至1902年2月,列寧指出,“一些蠱惑人心的人,他們竭力奉承‘幾百個笨人’,把他們捧到‘幾十個聰明人’之上”“散播對於堅定剛毅的領袖的不信任”。列寧還特別強調人民群眾要堅決捍衛自己的領袖。1917年,列寧在《政治訛詐》一文中指出,“資產階級誹謗我們黨的領袖”;我們“蔑視他們,抵制他們!不斷向工人群眾揭露他們的醜惡面貌!我們要堅定地走自己的路,保衛自己黨的工作能力,保衛黨的領袖”。1920年,列寧更是尖銳指出,一些人“未經很好考慮就胡亂使用‘群眾’和‘領袖’這類當今‘時髦’的字眼而已。這些人時常聽到並切實學會了怎樣攻擊‘領袖’,怎樣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一些人“竟把群眾專政和領袖專政根本對立起來,實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們在‘打倒領袖’這一口號掩飾下,實際上竟把一些胡說八道、滿口謬論的新領袖拉出來代替那些對普通事物還能持常人見解的老領袖”。史達林同樣指出:“資產階級傭僕們誹謗得愈粗野,工人對領袖的熱愛就愈強烈,對領袖的信任就愈無限,因為經驗告訴他們,敵人辱罵無產階級領袖,那就是領袖忠誠地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可靠的標誌。”1963年6月,毛澤東主持制定《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就赫魯雪夫反對史達林、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進行專門闡述:“近幾年以來,有些人違反列寧關於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相互關係的完整學說,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即反對個人崇拜),是錯誤的,有害的……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實際上是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領導,渙散黨的戰鬥力,瓦解黨的隊伍。”

我們當然反對個人迷信。誰都不是所謂的“聖人”。恩格斯在評價馬克思時說,“在風平浪靜的時期,有時事件證實正確的是我,而不是馬克思”。在評價孫中山時,毛澤東說:“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偉大領袖的可貴之處,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勇於堅持真理,勇於修正錯誤,包括修正自已的錯誤。1959年9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從前的人講過:‘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其實,這個話也不妥當,聖人也是有過的。我們總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過。凡人,都大大小小、多多少少要犯點錯誤”“馬克思主義的許多東西我沒有學好。我這個人缺點很多,並不是一個完全的人,好些時候我自己不喜歡我自己。”

但是,廣大人民群眾對自己偉大領袖的熱愛、崇敬併發自內心的捍衛,決不是個人迷信。像林彪式的人物,利用人民群眾對偉大領袖的衷心愛戴大搞“紅海洋”,以謀取私利,終將在歷史上成為笑柄。1958年3月1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一九五六年,史達林受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揭掉蓋子,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們就不贊成。他們不掛像,我們掛像。對蘇聯經驗,一切好的應該接受,不好的應該拒絕。有些人對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又說:“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創造出來的,不能抄書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們腦子鎮壓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問題。不要怕教授,進城以來相當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像什麼都不行,不要自慚形穢。”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昨天有同志講,‘跟著某個人走,就不會錯的’,這個‘某個人’就是指的我毛澤東。這話要考慮。我說,又跟又不跟,對的就跟,不對的就不跟,不能糊裏糊塗地跟。要獨立思考,一切什麼都跟就不好。不管是偉大的領袖,或者是挖煤礦的、挑大糞的、掃街道的,對的就跟他們走,看真理在誰手裏,我們就跟誰走”“糊裏糊塗地跟某個人是很危險的,要獨立思考。要準備對付災害,還要準備打大仗,還要準備搞得不好我們黨會分裂。”毛澤東以上論述,對於我們劃清崇拜和迷信的關係,至今仍有現實意義。一方面,我們要堅決反對個人迷信;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崇拜真理。二者不能偏廢。另外,一些年來,破除了對領袖人物特別是對真理的崇拜以來,又樹立起了對一些教授特別是對一些西方教授和崇拜西方的一些教授的迷信,這是不是在新的形勢下的個人迷信呢?這種現象同樣可悲,在特定條件下,會給黨、國家、人民帶來災難。

聯繫國內外敵對勢力集中攻擊列寧、史達林導致蘇聯亡黨亡國的殷鑒和他們瘋狂攻擊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企圖搞垮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殘酷現實,我們更加感到列寧、史達林當年大聲疾呼捍衛自己領袖的正確無比。

在分別簡要剖析了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內涵之後,我們可以發現,人們的行動在歷史上始終是由社會發展的客觀條件所決定的。然而,當實現某一任務的客觀歷史條件一旦具備,人們的主觀因素,即人民群眾、階級、政黨和領袖的主觀意願即自覺性和組織性則會成為決定性的因素。我們還可以對群眾與領袖之間的關係作這樣一個綜合的概括:作為社會全體即群眾的集合體及其活動,就是社會存在。這一社會存在的歷史的推進有時是可怕的緩慢。但在這個社會的內部,卻在不斷地積累著過渡到新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形態的條件。有時,這一社會存在歷史翻天覆地的變化,確是令人意外地迅疾。每一個社會時代的存在都需要並必然創造出自己的偉大人物。由於剝削階級的首腦與無產階級的領袖所承擔的使命不同,對他們所要求的素養則有著根本的不同。反動階級的首腦有時可以由極端淺薄的人物承擔,比如,希特勒與杜魯門都可以坦誠地炫耀自己平生從未讀過一本哲學書籍。但無產階級的領袖不行,因為他們所從事的是人類歷史所從未有過的無比艱難又無比壯麗的事業,他們的必備乃至首要的條件就是自身的思想理論的修養和素養。從這個意義上講,無產階級的偉大人物同時也是當時社會意識的傑出代表。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有著反作用,並在特定條件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偉大人物總結、凝煉和昇華了億萬人民群眾的實踐,極大地豐富著人類思想的寶庫。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偉大人物的自然生命與常人一樣是極其有限的,甚至由於偉大人物過度的辛勞和操勞,這些偉大人物的自然生命比人們所期望的要短得多。但偉大人物的思想卻與人類文明一道永存,並作為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極大地反作用於政治的上層建築和社會的經濟基礎。這就是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

列寧指出:“要舉行革命,單是被剝削被壓迫群眾認識到不能照舊生活下去而要求變革,還是不夠的;要舉行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只有‘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在當今世界,隨著生產社會化、全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佔有這一基本矛盾的不斷激化,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深化和新冠疫情的影響,西方世界種種罷工浪潮重新顯現。從一定意義上講,當前,世界資本主義是不是已經進入總危機爆發的前夜?這很值得我們觀察研究。筆者認為,當今資本主義世界,已經步入第五次總危機。論證這一重大問題,需要專文論述。其發展前景究竟如何,這要從兩個方面來看,總的來說,以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為代表的西方剝削者已明顯顯現出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的大的和總的趨勢與頹勢,但由於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世界社會主義在全球範圍內來說處於低潮的狀況仍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各國人民包括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人民不願意照舊生活下去的意願雖然強烈,但卻依舊處在不能照舊生活下去而沒有找到根本變革辦法的彷徨、苦悶之中。從總體上說,西方發達國家內部工人階級的罷工依然是在重複當年列寧所激烈抨擊的“鬥爭不是為了什麼未來的後代,而是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兒女”的經濟主義所主導。當今世界所處的偉大變革時代,從客觀條件上說,已經基本成熟,但從各國共產黨人和各國人民來說,主觀條件尚須努力。

如果說,中國共產黨百餘年奮鬥史昭示著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那麼可以預見,在未來二三十年乃至整個21世紀,隨著世界各國人民的覺醒、反抗與鬥爭,必然會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世界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時來天地皆同力”。偉大的鬥爭必然會呼喚造就偉大的人物。世界範圍內未來這一波瀾壯闊、如火如荼的偉大鬥爭,必然會造就又一批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等這樣的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人物來。中國是個大國,中國共產黨是個大黨,經過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認真總結,在今後國內外風雲際會的激烈鬥爭中,必然會誕生出世界級的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人物,馬克思主義必然在世界範圍內得到新的偉大創造與新的偉大的發展。甚至可以說,這一曙光已經開始顯現。

四、習近平是毛澤東、鄧小平兩個時代培養出的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如果說毛澤東在前半生主要是發動、依靠人民奪取政權的話,他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後半生則主要是想通過發動、依靠人民保持黨和政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性質與宗旨永不變質。毛澤東後半生的這一主要想法,至少發端於1944年延安整風時期的“甲申對”、1945年他在延安與黃炎培著名的“窯洞對”和1949年3月進北平前的“趕考對”。在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十分鄭重地警示全黨: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警惕不拿槍的敵人,要警惕糖衣炮彈,要做到“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說到底,這就是為了保持黨及政權永不變質。

在努力保持黨及政權永不變質的征程上,毛澤東越來越重視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培養。毛澤東這一思想的產生,一是基於對我們黨的建設任重道遠現狀的深刻認識;二是基於史達林去世後赫魯雪夫脫離、背離乃至後來蘇聯領導集團最終背叛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後果的預見;三是基於逐漸對杜勒斯兄弟“和平演變”戰略的高度警惕。

有同志說:“最早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思想和戰略構想的,是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凱南。”其實,這種思想和戰略構想的明確提出者應是美國杜勒斯兄弟中作為弟弟的艾倫·杜勒斯。

作為哥哥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生於1888年,作為弟弟的艾倫·威爾遜·杜勒斯生於1893年,他們是美國一個極具權勢的門閥後裔。他們的外祖父約翰·沃森·福斯特和姑父羅伯特·蘭辛都曾任美國國務卿。在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之後,約翰·沃森·福斯特擔任過中國和平代表團的顧問,曾幫助日本侵奪中國的領土臺灣。在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917年,羅伯特·蘭辛是以犧牲中國利益換取日本承認美國在華“門戶開放”的《蘭辛—石井協定》的談判簽訂者。

由於以上這種裙帶關係,1907年,約翰·杜勒斯在19歲時就擔任了清政府出席海牙和平會議代表團的秘書。他早年就有法西斯傾向,並同德國納粹分子相勾結。

1916年,23歲的艾倫·杜勒斯就在美國駐維也納和伯爾尼使館工作,1922年成為美國國務院近東局負責人,1926年後曾為美國駐華顧問。

杜勒斯兄弟對社會主義和民族革命力量都有著無比的內心恐懼和刻骨的仇恨。但在主張上卻是一對“截然相反”的兄弟。大哥好鼓吹“冷戰”,小弟則熱衷於“秘密戰”;大哥喜歡炫耀實力,以炸彈壓人,小弟則講究搞情報,力圖給人背後一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時任美國情報部門高級官員的作為弟弟的艾倫·杜勒斯詳細勾勒出如何用“和平”辦法促使蘇聯演變:“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弄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的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贊成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蘇聯)官員們的肆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聖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譭謗他們的方法,宣佈他們是社會渣滓。”在此戰略中,艾倫·杜勒斯還特別強調,“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漸抹去他們(蘇聯)的社會存在”。

從有文字記載看,繼而豐富發展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構想的是喬治·凱南。1946年2月,美國國務院致電美駐蘇聯大使,徵詢對蘇聯內政外交行動的看法。當時,主持美駐蘇大使館工作的代辦喬治·凱南日夜疾書,於2月22日給國務院發回一份長達8000字的電報,對戰後蘇聯的“理論、意圖、政策和政治”以及美國應採取的對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議”。1947年1月,凱南在這份電報的基礎上撰寫成《蘇聯行動的根源》一文。其中提出:“蘇聯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史達林逝世,內部可能發生長達十幾年的自相削弱的鬥爭。如果作為一種政治工具的黨的團結和效能遭到破壞,蘇俄可能在一夜之間從一個最強的國家,變成一個最弱和最可憐的國家”,“美國有能力大大增強蘇聯在執行政策時受到的壓力,迫使克里姆林宮採取比它近年來所表現出來的遠為克制和謹慎的態度,並通過這種辦法促進某種趨勢,這種趨勢最終必然導致蘇維埃政權的瓦解或逐步趨於軟化。”

繼凱南之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也提出了在中國搞“和平演變”的戰略構想。他在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遭到徹底破產之後,於1949年8月5日公佈了所謂的《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和他本人同年7月30日致杜魯門的信。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艾奇遜在編好白皮書的1949年7月30日給其總統杜魯門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鼓勵和支持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起來推翻共產黨的領導的設想。他明確說:“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這實際上就是美國後來在中國推行和平演變具體戰略設想的藍圖。

作為哥哥的約翰·杜勒斯是杜魯門政府發動朝鮮戰爭的點火者。在他擔任國務卿的6年間,他制訂推行著一系列咄咄逼人的好戰計畫。但1953年他在國會考慮任命他為國務卿時的證詞中說:“我們必須時刻記住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問題。不過,解放並不就是解放戰爭。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後,約翰·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他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旨在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1957年6月,約翰·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資本主義世界要有這樣一個“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話,他們的後代將獲得自由”。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共產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

儘管杜勒斯兄弟和喬治·凱南、艾奇遜等人提出上述“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相當於當今流行所說的“軟實力”,但美國當局還是更相信自己的“硬拳頭”,這就有了美國在海外發動和領導的迄今為止最大的兩場侵略戰爭即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這兩場戰爭使美國損失慘重,同時也促使其越來越倚重杜勒斯兄弟提出的“和平演變”戰略。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逐漸在蘇聯內部找到了他們的同盟軍,如赫魯雪夫、戈爾巴喬夫乃至葉利欽等人。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始終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與蘇聯共產黨的演變進程緊密聯繫起來,繼續深入思考中國共產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重大戰略問題。毛澤東高度重視杜勒斯兄弟等人的“和平演變”戰略,深感這一戰略既有時間表,又有路線圖,有極大的可能性在可以預見的不久的將來變成現實。毛澤東為此而深憂。約翰·杜勒斯曾說:“‘瞭解你的敵人’,這個忠告永遠是有益的。”毛澤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1958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協作區主任會議上指出:約翰·杜勒斯“比較有章程,是美國掌舵的。這個人是個想問題的人,要看他的講話,一個字一個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這就有了1959年6月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杜勒斯言論選輯》。

新中國成立後,為應對杜勒斯兄弟等人的“和平演變”戰略,毛澤東更加重視培養接班人問題。他首先從教育入手,並十分注重對幹部子女的教育。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

《關於赫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文,毛澤東在“第九評”中親筆加了一段較長的話。這段話十分重要,但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多數沒有讀過甚至有的毫不知曉,讀過的老同志中有的亦可能淡忘了。恕筆者在這裏全文引出如下———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後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雪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總之,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夠充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呢?

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象赫魯雪夫那樣的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

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魯雪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

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象赫魯雪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

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範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於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能象赫魯雪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

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象赫魯雪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中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考察和識別幹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

該篇長文在論述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五個條件之後緊接著說:“上面所說的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則,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寶庫中增添了新的武器,這種武器對於我們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只要按照這些原則辦事,就能夠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使我們的黨和國家永不變色,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援助世界各國人民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運動,並且保證在將來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

溫室裏可以栽培出種種豔麗的花草,但養育不出參天大樹。更何況,種種大風大浪本來就是社會發展客觀進程中的必然之物什,是人類文明進步中必然呈現之狀態。人、階級、政黨和國家的主觀能動性只能使之提前或推後而已。僅靠哼著小曲行進在林蔭道上就能步入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無疑是庸人夢囈般的幻覺。這是幾千年來一部人類文明史或說血淋淋的吃人史所反復證明了的真理鐵律。列寧開創的十月革命道路打破了這一吃人歷史的進程,但赫魯雪夫領導集團卻又承續了這一歷史的記敘。所以,毛澤東高瞻遠矚又見微知著,高度重視對赫魯雪夫領導集團背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慘痛現實的總結。

毛澤東始終把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一戰略任務掛在心上。1964年2月29日,毛澤東與來訪的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日成會談。毛澤東說:“中國變成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他甚至明確表示:“我死後,中國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會晤結束後,毛澤東意猶未盡,對前來給他檢查身體的護士長吳旭君說:“我在政治局會議上多次提出這個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了我們的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才能放心”,“我現在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和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這個人沒有私心,我不想為我的子女謀求什麼,我只想中國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從一定意義上講,由於幾千年私有制的成長、壯大和完善,由於幾千年私有觀念的滲透、侵蝕和浸泡,由於國際壟斷資本的影響、引誘和引導等等,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培養和產生,要比資產階級接班人的培養和產生困難十倍、百倍乃至千倍。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為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毛澤東幾乎耗費了晚年所有的心血。他想了各種辦法,但往往效果不大。後來,他想到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大民主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時,毛澤東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託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麼道路可以走,什麼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這就是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及其內心世界最為真實、最為真切的展示。所以,鄧小平在評價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時明確指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持“文化大革命”是“權力之爭”、是毛澤東“人品問題”看法的人如果不是糊塗,便是站在絕大多數人的對立面講話。

1975年11月至1976年3月,毛澤東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明確表示,“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儘管毛澤東清醒地知道,對文化大革命“贊成的不多,反對的不少”。但是,毛澤東始終認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

毛澤東原設想通過“文化大革命”這一形式,從青年一代中培養可靠的接班人。但各地、各大院校的一些紅衛兵卻頭腦膨脹,從私心出發,爭當“領袖”,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各地派性武鬥不斷,並致使工農業生產下降。1967年5月,毛澤東在接見外國代表團時指出:“本來想在知識份子(包括以青年學生為主的紅衛兵———筆者注)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1968年夏,各地武鬥加劇,甚至釀成流血事件。其中,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組織派到全國各地的串聯隊伍及聯絡站與各地高校駐北京的聯絡站則起到“煽風點火”之作用。7月28日淩晨,毛澤東緊急召見作為北京高等學校紅衛兵負責人的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五人談話。談話從淩晨3時半開始,直到早上8時半結束,長達5個小時。毛澤東最後說:“現在學生的缺點在什麼地方呢?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現在是輪到你們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

通過與五位紅衛兵負責人的談話,老人家可能想到了,在父母溫暖的懷抱裏,從幼稚園門進學校門,再從學校門進機關門,是培養不出合格接班人的。但這些年輕學生最終是要接班的。老人家可能想到了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中的“易子而教”。毛澤東是農民出身,農民最苦,讓生活最苦的農民給這些孩子當幾年父母行不行?但老人家可能也深知,把數千萬知識青年“趕”到農村“吃苦”,甚至是吃大苦,這些青年中的不少人以及他們的父母可能會對自己有不少怨言甚至怨恨直至記恨,但“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為了黨和國家千秋萬代永不變質的偉業,你們罵也好、恨也好,我這個老頭子認了。這就是不計個人毀譽、敢於“反潮流”的毛澤東。經過5個月的考慮,1968年12月,毛澤東大手一揮,毅然下達“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化大革命”中16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規模運動的展開,這是人類現代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這其中雖有對解決城市人口就業這一十分重要的問題的考量,但毛澤東從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出發的戰略設想可能是更為重要的因素。

經過上山下鄉鍛煉過的知青,逐漸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據統計,黨的十八大產生的205名中央委員中,有65人有過上山下鄉的經歷,占這個群體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7位是上山下鄉知青,占比為28%。而最高層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4位有過上山下鄉的經歷,占比為57.1%。青年習近平在西北黃土高原一待就是7年。當年上山下鄉的一大批知識青年,現在正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崗位上和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2004年8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接受延安電視臺專訪時說:“插隊本身是一個標誌界定的一個階段,在插隊之前,如果我們有所知所獲,我總感覺到了插隊以後,是獲得了一個昇華和淨化。個人確實是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那麼在之後我們如果說有什麼真知灼見,如果說我們是走向成熟、獲得成功,如果說我們諳熟民情或者說貼近實際,那麼都是感覺源於此、獲於此。”

當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已經過去50多年。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與中國最底層農民的朝夕相處,艱苦環境的磨煉,對中國特有國情的認識,已經並將是他們終生極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寶貴財富。這可能是打斷帝國主義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預言鏈條的最可靠的戰略之舉,是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難以逾越的一道根本的障礙。

當然,我們也絕不否認,不少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遭受了不應有的極大磨難,甚至有的還長眠於祖國的窮鄉僻壤。這其中,有黨政各級領導工作上的失誤或錯誤,但有不少是毛澤東堅決反對的黨政各級領導幹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為所致,有的甚至是黨內腐敗分子和社會上各種渣滓、罪犯的作孽。

如何確保我們黨永不變質、長期執政,確實是我們黨當前和今後所應努力解決的重大甚至是根本性課題,關涉我們黨乃至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我們應當堅決貫徹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既要堅決開展反腐敗鬥爭,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又要堅決防止階級鬥爭的擴大化。這就需要深入開展理論研究,用科學正確的結論來統一廣大幹部的思想並進而部署相關工作。

從一定意義上講,杜勒斯兄弟等人和毛澤東都是代表本階級的大戰略家,都有自己的理論。只不過杜勒斯兄弟等人創立的是“和平演變”理論,毛澤東創立的是“反和平演變”理論。他們所服務的對象根本不同:前者是為著世界上的極少數人,而後者是為著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他們各自所創立的理論,都仍在各自的實踐中和相互較量著,這種實踐和較量甚至才剛剛開始。在他們之後,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世界上任何其他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及相關著名專家學者,可以尋找他們哪一步邁得或早或晚,哪一步邁得或左或右等這樣那樣的瑕疵,但從本質上說,其他人對此有價值的新的實踐和新的見解,都只不過是對他們各自理論的堅持和發展。毛澤東與杜勒斯兄弟代表著不同階級的根本利益,都站在了各自歷史的最高處。當然,我們也決不排除並殷切地希望著,在永恆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產生新的更為傑出的代表人物。“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但這樣的人物,也只能是在繼承或揚棄他們前輩的基礎之上而產生。

在鄧小平時代,習近平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先在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這一宏觀決策部門開闊視野,然後沉入基層,從縣委副書記幹起,一級一級,曆練多個崗位和多個區域,既堅守“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黨的優良傳統,又拓展世界眼光,不負黨心、民心、軍心,與一大批年輕人一起,成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合格的接班人。這既是歷史的偶然,同時又更是歷史之必然。

黨的十八大誕生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十多年來國內外各種風浪的考驗和檢驗,進一步充分證明,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是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成長起來的傑出的可靠的革命事業接班人,而且是得到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擁戴的當之無愧的革命領袖。

五、比較我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任期制,更加堅定“兩個確立”與“兩個維護”的自信

早在1937年3月,毛澤東就指出:“共產黨人決不將自己觀點束縛於一階級與一時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熱忱地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並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

社會主義國家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這一不同好比是血液、骨肉和靈魂的不同。不同國家在體制、機制、管理方式等方面當然可以也應當相互學習借鑒,但這其中也有著根本的不同,這種不同如同衣服和皮膚,衣服可以隨意置換,而皮膚與骨肉、血液和靈魂往往是生死相依的。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二大期間,鄧小平多次講到要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建立退休制度,正確地選擇接班人。但他反復強調的是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的實際存在的終身制,並未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任期屆數作出具體規定。

1982年9月6日,黨的十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的中央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並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這表明,我們黨明確不贊成的是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但對於中央最高領導人的連續任期屆數並無明確的制度性規定。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並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部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所以自黨的十二大以後便形成了黨的總書記任期屆數與國家主席的任期屆數相同的慣例:往往都是連任兩屆共十年。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毛澤東明確指出,“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

從國際局勢和世界格局看,2017年,美國再次進入金融危機;2018年,世界再次發生金融危機;2019年以來,全球新冠疫情暴發。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以美國為首的少數西方國家為維護其全球霸權,把我國當成他們的最為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不斷對我國進行全方位圍堵和極限施壓,這種施壓本質上是國際間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兩種道路的躲不開、繞不過的生死之爭,是美國要肆意推行的“冷戰”的繼續,並必將要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可以斷定,今後十年左右,這種激烈、嚴酷的鬥爭,極有可能是又一個巔峰,甚至關涉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毛澤東關於“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一著名論斷,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底線思維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充分作好美國決然、絕然與我全面“脫鉤”的最壞打算。

從國內形勢看,黨的十八大前,我們面對的形勢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巨大成就,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取得顯著成效等一系列成果,令世人為之引頸。但在政治特別是在堅持黨的領導方面,存在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等問題;在經濟方面,經濟結構性體制性矛盾突出,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貧富差距仍然較大;在意識形態方面,一些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信不足,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不時出現,網路輿論亂象叢生;在社會建設和生態建設方面,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環節,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環境污染等問題突出;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制度不完善、應對各種重大風險能力不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存在不少短板弱項,國家安全受到嚴峻挑戰;等等。正因如此,黨的十八大前,黨內和社會上不少人對黨和國家前途憂心忡忡。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果斷校正黨和國家的前進航向,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義無反顧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推動我國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但是,黨和國家建設中多年的積弊,並不是一個短短十年能夠完全糾正和消除的。而實踐已經證明,“三位一體”的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的領導體制和領導形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一大優勢。1989年9月4日,鄧小平致中央政治局信,向中央請求辭去當時擔任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接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對外交流不斷增加,領導人外訪和接待外賓的次數也越來越多。1993年3月,楊尚昆任期屆滿後,江澤民又接任國家主席一職。在江澤民的任期屆滿後,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一職,從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兼任國家主席以獲得國家元首的身份開始制度化。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胡錦濤卸任國家主席後也承繼這“三位一體”的慣例。江澤民說:“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這樣的領導體制和領導形式,對我們這樣一個大黨、大國來說,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當的辦法。”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我們黨毅然打破過去的慣例,按照法定程式,對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2021年11月11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明確指出,“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願”。黨的二十大在政治、思想、理論和組織上進一步鞏固“兩個確立”,明確要求全黨堅定做到“兩個維護”,這不僅對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且對於創建人類文明新形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從長週期世界歷史經驗分析,未來國際環境更加複雜,大國乃至政治陣營間的較量將更加激烈。大國之爭突出表現為政治力和領導力的競爭。領導人對國家的政治力和領導力有關鍵性影響,對國家的治亂興衰和成敗輸贏起著不可估量的關鍵作用。人們常說,要勇於學習和借鑒國外甚至是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我們不妨看看美國的相關例子,以說明他們是多麼重視國家領導人對國家發展和國際鬥爭的重要性。美國第32任總統羅斯福在西方經濟危機與世界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1933年至1945年,在美國歷史上曾連任四屆總統,為美國度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奠定美國戰後70年的地位打牢了基礎;1942年出生的美國現任總統拜登已81歲,但仍要競選下一任總統。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解決幹部終身制的問題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經驗,但從上到下的任期制中又出現了值得注意的新問題,特別是“殺雞取卵”“過度舉債”“吃光分淨”“污染環境”“把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和創新放一邊,以招商引資為綱”等短期行為。我們常說“擼起袖子加油幹,一張藍圖繪到底”。但在現實中,往往是一個地區或行業換一任黨政領導,甚至是主要領導人一更換,就要換一張“藍圖”。前任規劃的“藍圖”有問題,當然必須進行適當調整,但前任的規劃是正確的,有的後繼者卻不惜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用各種名義進行調整。他們認為把前任“藍圖”接著繪,辛辛苦苦繪成了,也僅是在為別人的政績“添磚瓦”。這種不正確的政績觀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

有人提出,美國等西方國家是任期制,為什麼沒有出現“殺雞取卵”等問題?這主要是因為西方國家———比如美國的總統及國務卿不管經濟,僅僅分管一定的外交事務和國內一定的社會運轉管理職能等,因而可以採用任期制。更為主要的是,在美國一個“顯性的任期制”背後,是由世襲嫡傳的大壟斷財團這一“隱性的終身世襲制”起著基礎和根本的作用。

美國是典型的壟斷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被稱作“托拉斯之國”。在美國,許多國計民生的經濟部門,都是被幾家甚至是一家大公司所壟斷。近些年,這些壟斷大公司把工業,包括近幾年新發展起來的生物基因和醫療壟斷資本與銀行壟斷資本融合為金融資本,組成由極少數金融寡頭所控制的巨大銀行和巨大企業相結合的壟斷聯合即壟斷財團。這些壟斷財團對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外交等各方面有著決定性影響。1892年,恩格斯指出,“美國人早就向歐洲世界證明,資產階級共和國就是資本主義生意人的共和國;在那裏,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樣,只不過是一種買賣”。1917年,列寧指出,“美國解放奴隸的戰爭在1865年就結束了。從那時起美國的億萬富翁就成長起來了。他們把整個美國控制在自己的金融魔掌之中”。美國進步新聞記者和作家喬治·賽德斯於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著名著作《一千個美國人———美國真正的統治者》寫到:“由杜邦、普由、梅隆、洛克菲勒以及其他家族組成的少數億萬富翁集團……控制著美國的政治生活、美國國會和總統本人。”如果說,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是由“一千個美國人”進行統治的話,發展到現在真正統治美國的不過是3000餘人的極富有人群。美國建國240多年來的實際統治者就是羅斯柴爾德、洛克菲勒、摩根等幾大家族。這些極富有人群通過金錢統治美國的方式多種多樣。這裏僅列舉以下幾種:

一是操縱驢象兩黨和總統選舉。美國的憲法並沒有直接涉及政黨制度,但在美國建國後的歷程中卻逐漸形成壟斷財團實際控制兩黨制的政治慣例。大家都知道,美國民主黨的黨徽是驢子,美國共和黨的黨徽是大象。“驢象之爭”在美國是代指美國總統選舉中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競爭。1892年,恩格斯就指出,在美國“這塊廣闊的土地上,甚至同一個階級內部各個集團之間在利益上的差別也是如此之大,以致兩個大黨中的任何一個黨的內部,人們都因地區的不同而代表著完全不同的集團和利益,而且幾乎有產階級的每個階層在兩黨內都有自己的代表。然而在目前,整個大工業還是共和黨的核心,南方的大土地佔有制則是民主黨的核心。這種看來是偶然的雜亂的混合,恰恰為美國那大肆猖獗的營私舞弊和盤剝國家的行為準備了肥沃土壤”。從表像上看,驢象兩黨有時競選十分激烈,在特定條件下甚至你死我活,比如現在的拜登與特朗普之爭。但這種表像僅僅是美國不同大財團在前臺的表演而已。洛克菲勒家族等財團一向以共和黨身份在政界活動,但又在人力、物力、財力上資助民主黨政客競選總統和各級官員。按法律規定,美國普通民眾個人向競選人捐錢不得超過1000美元,但壟斷財團對其中意的候選人出手相當闊綽,已經形成慣例,從來沒人追究。這也就是說,壟斷財團本質上並不是在驢象兩黨而是在兩黨推出的候選人之間進行抉擇。美國黑人解放運動之後,驢象兩個政黨之間在其表像上的區別亦愈來愈小,甚至鬥爭的焦點僅僅是集中在關稅率高低等這些狹小的分歧上。驢象兩黨及其歷屆推選出的總統候選人在國內維護資本主義統治,在國際上維護美國霸權主義、反對世界社會主義和民族民主解放運動,在國內外反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等重大問題上,從來都是高度一致。他們之間的分歧有時甚至無比激烈直至殊死決戰,但僅僅是在於如何維護美國壟斷資本在國內維護其統治,如何維護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以及採用何種方式和方法而已。不僅如此,誰若要參加競選總統,必須事先聲明本人只能屬於驢黨或象黨,否則,你就根本不可能被印在州政府選票候選人的欄目裏。美國除了驢象兩黨外,還有一些不見經傳的小黨,但這類小黨根本無法撼動驢象兩黨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統治地位。這就決定了美國只搞“兩黨”的輪流執政,而產生不了“三黨”或“四黨”輪流坐莊。1988年10月27日,美國一位大學教授在電視上公開承認:驢象兩黨的總統候選人“都是特殊利益集團提名的,與普通民眾無關”。正因如此,1891年,恩格斯指出,“正是在美國,‘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厲害地構成國民中一個特殊的和富有權勢的部分。那裏,兩個輪流執政的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都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收入豐厚的生意”“他們輪流執掌政權,用最骯髒的手段為最卑鄙的目的運用這個政權,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個大的政客集團”。這也就是說,驢象兩黨在總統競選中無論哪方獲勝,都是不同甚至是同一個大財團的實際掌控,絲毫改變不了勞動人民遭受壓迫和剝削的命運。虛張聲勢的所謂的兩黨制,不過是轉移人民對於自己長遠和根本利益的關注,是反對人民追尋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工具而已。1957年,毛澤東指出:“所謂兩黨制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

誰能當選美國的總統呢?1846年,恩格斯即指出:“資產階級的力量全部取決於金錢,所以他們要取得政權就只有使金錢成為人在立法上的行為能力的唯一標準。他們一定得把歷代的一切封建特權和政治壟斷權合成一個金錢的大特權和大壟斷權”“資產階級消滅了國內各個現存等級之間一切舊的差別,取消了一切依靠專橫而取得的特權和豁免權”,“但是資產階級實行這一切改良,只是為了用金錢的特權代替已往的一切個人特權和世襲特權。這樣,他們通過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財產資格的限制,使選舉原則成為本階級獨有的財產。”列寧指出,西方“除了銀行和工業進行‘個人聯合’以外,這兩種公司又同政府進行‘個人聯合’”。列寧還說,“資本的勢力就是一切,交易所就是一切,而議會、選舉則不過是傀儡、木偶”。美國東部財團長期操縱著美國總統的選舉。有些年份,無論當選還是落選的總統候選人都是華爾街金融寡頭推出的。20世紀60年代,美國西部與南部新興軍火財團勢力迅速增強,由洛克菲勒和摩根財團領銜的東部財團的地位相對轉弱,直至1963年代表洛克菲勒等財團利益的甘迺迪遇刺。有的壟斷財團的頭目還親自出馬競選總統擔任總統、副總統。但是,在保持與鞏固資產階級和壟斷資本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使無產者和其他勞動群眾繼續處於受壓迫、被統治地位這類原則性根本性問題上,美國歷屆政府的政策方針是有其連續性的。這就是西方國家敢於實行任期制的自信所在。翻遍美國總統選舉史,當選的總統都屬於資產階級,且多數屬於大資產階級。即使有不是大資產階級出身的美國政界人物,經過大資產階級的培養、扶植,照樣可以成為這個階級在政界的忠實代言人。

二是決定政府要職和國會席位。經濟領域金融、產業、科技等壟斷的發展,反映到美國政治上層建築中核心的政府權力必然更加集中於聯邦政府手中,激烈爭奪美國政府內閣要職和具有立法權的國會席位,則是順理成章之事。經過激烈甚至骯髒的爭奪,美國政府內閣和國會重要職位,往往由財團代理人甚至資本家本人親自出馬分掌。列寧引用相關資料指出,“金融寡頭統治一切,既控制著報刊,又控制著政府”。1917年,列寧揭露金融寡頭在官商之間不斷進行身份轉換:“今天是部長,明天是銀行家;今天是銀行家,明天是部長。不論今天或明天,他們都主張‘把戰爭進行到底’。”美國政府內閣成員和具有立法權的參眾兩院大都由終身且嫡傳超級富豪輪流坐莊。聯邦國會參議員任期6年,眾議員任期2年,但兩者皆可連選連任,連任屆數無限制,即終身擔任。1917年,列寧指出:“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裏鎮壓人民、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不僅在議會制的君主立憲國內是這樣,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這樣。”1918年,列寧又指出,“民主愈發達,交易所和銀行家對資產階級議會的操縱就愈厲害”。

三是具有最後裁決資產階級內部糾紛決定權的美國聯邦法院九名大法官不僅是高薪制,而且是終身制。美國各級聯邦法院(聯邦地區法院、上訴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是以總統提名、國會參議院通過的方式任命的,並實行終身制,當然,本人申請退休或遭國會彈劾者除外。美國作家、哲學家亨利·戴維·梭羅有句名言:“法律從不會使人自由,而人則必須使法律自由。”

四是興辦或資助種種智庫,左右國家的內外政策,其主要成員和骨幹往往是終身制。壟斷大資本不僅掌控國家機器,而且利用它們直接興辦或資助的種種委員會、協會、同業工會等影響政府決策。比如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該委員會從建立那天起,一直由東部的大財團資助,其成員和財務支撐大部分來自美國企業中的國際派。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是該委員會的主要捐贈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有近千位成員在政府任過職。該委員會成員是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侵略越南的主要策劃者。20世紀80年代,美國排名前100家公司中的70%至少有一名職員或董事是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又如美國經濟發展委員會。其大部分成員來自有影響的美國壟斷資本家。經濟發展委員會主要是對美國政府制定國內政策施加影響。美國前總統甘迺迪承認:“在處理有關國內問題時,政府對經濟發展委員會提供的評議比其他組織所提供的更加重視。”再如各種基金會。從19世紀末開始,美國金融寡頭設立種種基金會。基金會的主要負責人一般都是大公司的董事或政府高級官員。20世紀初美國開徵所得稅和遺產稅後,基金會不僅成為資本逃避稅收的手段,更是財團對美國內政、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進行滲透和施加影響的重要工具,成為美國在其他國家進行顏色革命的重要工具。據美國媒體研究中心《商業》雜誌的分析人士撰文說:“喬治·索羅斯向一些組織注入320億美元,在全球傳播他在墮胎、環境極端主義以及性少數群體主義等方面的激進‘開放社會’行動計畫,這筆錢取得了收效。”美國種種智庫的有成就的主要成員和骨幹往往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今年整整100歲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至今還在中美關係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五是在美國政界、財界、智庫這三者“旋轉門”之間轉來轉去的富豪及其代理人是終身制。被稱作“旋轉門”的機制,也是我們瞭解美國腐敗的最便捷的切入點。所謂“旋轉門”,指的是個人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雙向轉換角色、穿梭交叉為利益集團牟利的機制。美國壟斷財團通過一些離職的國會議員、離職的國會工作人員與國會交往,亦稱“院外活動”。從事此職業的人只要是經過登記的便是合法的,其交易往往是在國會走廊裏達成,故有“走廊議員”之稱。這些人所獲得的年薪,往往比國會議員的年薪還高。壟斷財團利用這些人對議員進行遊說、賄賂甚至恐嚇,使之通過有利於或阻撓不利於財團的法案或相關條款。大體而言,“旋轉門”機制可以被歸為兩類。第一類是由產業或民間組織進入政府的“旋轉門”,這主要是指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和商業利益集團遊說者進入聯邦政府並擔任要職。在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這就可能為他們曾經代表的團體謀取特別的好處。第二類是由政府進入私人部門的“旋轉門”。卸任的政府官員充當遊說者後,可以利用自己與政府的聯繫來為現在所代表的團體謀取特別的利益。在當今的美國,“旋轉門”司空見慣,而且運轉良好,並且已經成為當代美國腐敗的加速器。這種深深植根於美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以遊說來達到一己之私的現象,便是被稱作除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美國“第四權力中心”。它不僅開創了一種腐敗文化,而且為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腐敗行徑披上了“合法”外衣。金錢是進入上述兩種“旋轉門”的入場券,很多財團在遊說上每年都要花費上百萬美元甚至更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裏·薩克思認為,“富人對窮人”的“主要戰場在華盛頓。突擊部隊是蜂擁進入美國國會、聯邦政府各部和行政部門的企業說客。彈藥是每年用於聯邦遊說活動(2020年估計為35億美元)和競選捐款(在2020年聯邦選舉中估計為144億美元)的數以十億計美元”。

六是興辦種種媒體,製作影視,操縱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等各個領域與各個方面的輿論。在美國,新聞媒介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權力”。美國的新聞報導打著“無黨派”旗號,奉行所謂“獨立、客觀、公正”的原則,其實,在種種媒體的背後,都是種種資本坐莊。資本直接興辦媒體,甚至一家壟斷資本同時辦表面上觀點不同甚至截然對立的兩家媒體,並讓其對罵,這樣既有商業效用,又可裝飾為所謂的“新聞自由”。廣告的介入又逐漸使新聞媒體走向所謂“現代企業化”,在特定條件下,甚至成為比實體製造業產出更高暴利的行業。對於一些不聽話的“越軌”媒體人,雇主則很快將之解雇。2023年1月22日,美國FISM電視網報導,美國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在2016年至2020年其間”,“至少花費了1.31億美元來影響253家媒體”“收買54名有影響力的媒體人”,“記者成為世界上最不受信任的群體”。資本興辦的種種媒體、製作的影視,不僅維護著資本的眼前、局部利益,同時維護著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一長遠、根本的利益。美國學者亨廷頓在其主編的一本討論文化重要作用的文集中引用了丹尼爾的話:“保守地說,真理的中心在於,對一個社會的成功起決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絕大多數美國人相信上帝並信奉基督教,連美國所有的新總統在就職典禮時都要手按《聖經》宣誓。美國歷任總統就職典禮的結尾詞一定是“God bless you, God bless America”,意思是“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美國”。而不說“憲法保佑公民和美國”。新總統就職儀式哪句話都可以變動,只有這最後一句是肯定不能改的,一個字都不能動。美國好萊塢電影所生產的電影核心價值觀是圍繞《聖經》和基督教文化所宣揚的自由、博愛、家庭等所謂的“普世價值”。美國統治者的思想就是美國的統治思想,種種媒體和形形色色的影視,是壟斷資本統治美國社會思想、思潮的生力軍。2019年4月15日,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在美國德克薩斯州A&M大學(德州農工大學)演講,並回答學生們提出的問題。當一名學生就沙特這個有爭議國家的外交政策提問時,蓬佩奧回答道:“我曾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局長。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我們還有一門課程專門來教這些。這才是美國不斷探索進取的榮耀。”這幾句話在現場引發了熱烈的鼓掌。請注意,美國壟斷財團和當局的撒謊、欺騙和偷竊,主要是通過種種新聞媒體及其各種文化傳播工具而實現的。

七是與五角大樓密切融合,竭力推行軍備和戰爭政策。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時代後,西方壟斷資本為了把統治的觸角伸向全球各個角落,以維護自己的永久統治,更是千方百計地與國家的軍事部門直接結合。美國壟斷財團把大批退休軍官和國防部的退休、退職官員安排到公司任職,或把公司的頭目“輸送”到國防部任職。這樣,美國政府每年的巨額軍事採購,就絕大部分為少數壟斷財團所包攬。美國壟斷資本不僅每年從軍事訂貨中獲取巨額的壟斷利潤,而且可以在全球不斷點燃戰火。

美國壟斷資本就是通過以上種種赤裸裸或隱蔽方式,直接或間接地用金錢統治著美國的角角落落,並企圖統治世界的各地各方。列寧說,“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牧師的使命是安慰被壓迫者,給他們描繪一幅在保存階級統治的條件下減少苦難和犧牲的前景……從而使他們順從這種統治”。美國等帝國主義在國內有著這兩種職能。在國內,平日主要採用“牧師的職能”,但每當剝削者開始感覺到資本的權力動搖之時,劊子手的恐怖和專政即“劊子手的職能”就公開暴露出來。美國等帝國主義在國際上,特別是對待社會主義國家同樣有著這兩種職能。對外,他們策劃種種恐怖行動,甚至以戰爭相威脅直至付諸行動,就是他們的所謂“硬實力”,這就是他們的“劊子手的職能”;通過種種“交往”隱性或直接地對一些國家的上層採取收買等手段,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就是他們的所謂“軟實力”,這就是他們的“牧師的職能”。支撐這兩種職能的決定性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說“全部取決於金錢”。1918年8月,列寧在《給美國工人的信》中尖銳指出:“美國的億萬富翁們幾乎是最富的,並且在地理條件上處於最安全的地位。他們發財最多。他們把所有的國家,甚至最富有的國家,都變成了向自己進貢的國家。他們掠奪了數千億美元。每一塊美元都有汙跡,都有英國和它的‘盟國’、德國和它的附庸國為了共同分贓、互相‘幫助’(在壓迫工人與迫害社會黨人國際主義者方面)而締結的齷齪的秘密條約的汙跡。每一塊美元都有汙跡,都有使每個國家的富人發財、窮人破產的‘有利可得的’軍事訂貨的汙跡。每一塊美元都有血跡,都有一千萬死者和二千萬傷者在英國或德國強盜為爭奪更多贓物、英國或德國劊子手為爭先摧殘世界弱小民族而展開的所謂偉大的、高尚的、解放的、神聖的鬥爭中所灑下的鮮血。”從當年列寧的論述看,105年過去了,人類科技有了翻天覆地的發展,但以美元為媒介的金融壟斷資本來到人世,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的本質卻沒有絲毫的改變。必要時,它可以悍然炸毀北溪管道,又可以明火執仗動用軍隊,從敘利亞搶掠石油。

一些人拼命鼓吹新自由主義,就是起著美國等帝國主義的“牧師的作用”,企圖使我國走上全盤私有化之路,在政治上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徹底走向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即資本當家作主。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國最大的“軟實力”,一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二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三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精神可以變物質。我國的原子彈、氫彈以及現在的航太技術這些全球領先的“硬實力”即物質都是由以上我們的“軟實力”轉化而來的。如果我們走全盤私有化之路,我國不僅不能像美國那樣強大,反而會重蹈積貧積弱的半殖民地之老路。而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基本矛盾的必然產物,它的直接表現形式就是生產相對過剩。為了對付經濟危機,他們會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工資,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材料價格,但絕不會稍微認真地降低日用工業品和食品的價格。隨著經濟危機的深化,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各個壟斷集團之間,便進入生死撕咬之爭,絕做不到集中力量辦大事。從這種意義上講,集中力量辦大事是社會主義的特有優勢。正因如此,改革開放後我國的憲法一直赫然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並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2021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亦明確指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偉大創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必然會有各種形態的資本,要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其消極作用。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加強和創新監管,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維護公平競爭。”

1965年,毛澤東在重上井岡山時指出:“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的多。”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是資本主義壟斷財團以金錢為依託和靈魂構築的權力。1917年,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指出:“‘財富’的無限權力在民主共和制下之所以更可靠,是因為它不依賴資本主義的不好的政治外殼。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資本主義社會上層建築中的“一個總統”“參眾兩院”,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多黨競選”,“新聞自由”即筆桿子和“軍隊國家化”即槍桿子這“兩杆子”,“司法獨立”這“一獨立”背後,全部都是被金錢即資本操縱。2016年3月6日,參選大亨特朗普明確承認:“所有政客都是資本家的狗,希拉裏收我的錢所以要給我幹事,在場這些和我辯論的,幾個沒收過我的錢?”從本質上說,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的上層建築,恰如前臺表演者全是被背後金錢即資本這根線或這雙手操縱的木偶。這不僅維護了壟斷資產階級的眼前利益,還有力維護了整個資產階級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從形式上看,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大眾都是“民”,實行的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制,但是,所謂“一人一票”貌似公平的選舉,本質上都是大資本在最終操縱,由大資本少數人當家作主。由於人們對形式公平而本質不公平的厭惡,美國總統選舉率基本上呈逐年下降趨勢。一些年特別是近些年,在總統選舉中,只有50%左右的美國成年人參投。2000年是喬治·沃克·布希即小布希對陣副總統戈爾競選,這是二十世紀以來美國最有爭議的一屆選舉。普選票中,戈爾比小布希多50多萬張票,即戈爾贏得了普選。經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們最後投票裁決,最終小布希獲得了比戈爾多4票的271張選舉人團票,成為自1888年選舉以來,首位在普選中以少數票獲勝的總統。資本主義雖然有口號上與形式上的平等,但要看到,資本主義既有“一人一票”這樣的形式上的平等,又有經濟上的實際不平等和隨之而來的社會的不平等。列寧把這稱之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之一”,並說這是“資產階級的擁護者自由派用謊言掩蓋著的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卻不了解的一個特點”。普通民眾雖然在形式上有“選舉中的神聖一票”,但選舉之後,統治者便千方百計排斥他們,千方百計地把他們排除在管理國家之外。資產階級議會對勞動人民群眾來說,是資產者壓迫無產者的工具,這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內容。正如列寧所說,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就是容許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裏代表和鎮壓他們”。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制下形式與內容、名與實的嚴重背離,是資產階級民主制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也是一切私有制條件下的民主制度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

我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它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年輕、最為進步、最為文明的並正在艱難探索中成長的政權。這一政權直接執掌著黨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政方針與運行體制機制,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尤其是領袖人物,不僅需要具有出於公心的高尚品德,而且需要具有十分豐厚的實踐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功底,需要具有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戰略策略的胸懷視野,需要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堅強毅力等。

毛澤東特別強調人特別是黨的領袖的作用。早在1965年,毛澤東在談到蘇聯修正主義問題時明確指出,“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因此,建議從現在開始,在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班子中,逐步恢復毛澤東時代已實行過的“老中青”三結合制度,把真正信仰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忠誠於黨、國家和人民即具有堅定正確的理想信念,不忘初衷,堅持人民至上的“老中青”選入各級尤其是中高層領導班子,特別是要擔任一把手。從一定意義上講,堅定正確的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人民至上是道,是綱;其他都是術,都是目。另外,建議黨政各級領導班子不要輕易頻繁調動,應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以避免不必要的換一屆班子就要換一張藍圖現象的出現。

堅決維護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是黨和國家今後一些年緊緊抓住前所未有的機遇、應對世所罕見的挑戰的命脈所系,是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和贏得新的戰略機遇期的關鍵所在。因此,“兩個維護”是我們黨的政治命脈,是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最重要的政治紀律、最嚴肅的政治規矩,我們要毫不動搖踐行“兩個維護”,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注釋略）

李慎明簡介：

李慎明，男，漢族，1949年10月出生於河南省溫縣，1969年12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到炮兵部隊入伍，197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8年任解放軍報社記者（1981年起兼任烏魯木齊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宣傳科副科長），1983年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王震同志處秘書，1994年任軍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1997年獲授少將軍銜。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黨組副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諮詢委員會委員、首席專家。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評審委員會國際問題組組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七屆學科評議組政治組成員。中國政治學會會長、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副會長、全國黨的建設研究會顧問等。長期從事黨的建設、民主政治、國際戰略及中共黨史、新中國史和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等方面研究。主要著作有：《對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社會主義的體悟——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機遇與挑戰》、《憂患百姓憂患黨——毛澤東關於黨不變質思想探尋》、《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戰爭、和平與社會主義》、《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國際戰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大黨建》、《李慎明自選集》、《李慎明論金融危機》、《和平發展與國際戰略》、《國際交往與文化軟實力》、《王震傳》（合著，上、下冊）、六集DVD黨內教育參考片《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俄羅斯人在訴說》總撰稿等，在人民日報、求是雜誌、光明日報等中央報刊發表文章300餘篇，數部作品獲國家有關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