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973年5月1日，是我終身難忘的日子，因為那一天不但是“五一”國際勞動節，而且還是我脫下便服換上軍裝的紀念日。
適齡青年在和平年代參軍入伍，首先對應徵物件進行目測、體檢、政審，一切合格後，就發放入伍通知書、換發軍裝，由接兵人員帶回部隊。而我卻像電影《小兵張嘎》的主人公找部隊那樣，穿著老百姓衣服，自行找到部隊，半年後才脫下便服，換上了夢寐以求的綠軍裝，且沒有參加過一天新兵訓練。
1979年春天，对越自衛反擊戰結束，本文作者在雲南前線參戰的第59野戰醫院，6年後與老戰友在一起合影留念。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文革還沒結束，高考沒有恢復，青年創業及發展的路子較為狹窄。特別是農村青年，要想走出家門，幹出一番事業，闖出一片天地，大多數適齡青年的選擇是：要麼進工廠當工人，最好的理想是到部隊去。
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地方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幹部、工人的子弟，因人脈廣、管道多，工作安排較為容易。工人家庭的孩子，單位實行的是頂替接班制度。部隊領導及一些幹部子女的工作安排卻十分困難。於是，部隊便出現了一陣送子女進軍營當兵的現象。這些把子女送進部隊的父親或者母親，絕大多數都是團級首長。諸如：甲部隊首長的子女送到乙部隊去；乙部隊首長的子女送到丙部隊去；丙部隊首長的子女再送到甲部隊去……別的部隊實在送不出去，就讓其子女在自己所管轄的部隊服役，只要脫下便服，換上父親或者母親節省下來的軍裝，就算參軍入伍了，其它手續等以後慢慢逐步完善。
據當時部隊內部的通報資料顯示，自行送到部隊當兵的軍官子女，年齡最小的剛滿十二周歲，生活自理還有些困難；年齡最大的子女，已經結婚生子……顯然，這是在非常時期，部隊首長家庭自我減輕生活壓力的一種變通措施。
我也是自行跑到部隊當兵中的一員，但與部隊首長的子女不同。他們的父母當中，至少有一位是在部隊中具有一定級別的軍官，而我家則祖祖輩輩在農村，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我的父親連生產隊副隊長都沒有當過，家裡窮得叮噹響，沒有任何高一點兒的靠山和背景。我們兄妹六個，哥哥在武漢部隊當了7年通訊兵，1969年退伍回鄉，在本村小學當民辦教師。
1972年，我高中畢業後，第一志願就是參軍入伍，保家衛國。但是，因為家裡太窮，老實正直的父親因沒啥禮物送給大隊幹部，並因為不讓我參加徵兵目測，與他們吵架生氣。所以，大隊幹部便把我這唯一的出路給封堵了。
也許是天意，我從小就酷愛寫些新聞稿件，也經常給報社和廣播電臺投稿。那時，給新聞單位投遞稿件不需要花錢，凡是寄往報社和廣播電臺的新聞稿件，只需在信封的右上角剪掉一個缺口，就可以直接郵寄出去。在啟蒙老師劉海獻和劉寶憲（魏都區人民法院原院長）的帶動和影響下，我有幸在《河南日報》刊登的那篇記錄杜寨大隊整黨活動的稿子，就是用自製的牛皮紙信封寄出去的。
抱著一線希望，我拿著那張刊登有我撰寫稿子的《河南日報》，找到了接兵團的陳永鐸參謀長和夏揚州副政委等首長，聲稱自己會寫稿子，請求他們把我帶走。他們看完那篇稿子以後，都非常高興，說我是個人才，年齡這麼小，寫的稿子還能登上省級報紙。
後來我才知道，當時部隊搞新聞報導的人才奇缺，一個團級單位的部隊通訊員撰寫的稿子，在地（市）級報紙上刊登“豆腐塊”“火柴匣”“香煙盒”大小的稿件都極其有限，更不要說省級大報了。所以，接兵部隊的首長就破例讓指導員劉六桂親自帶我一個人參加體檢，十多個科室，一路綠燈，處處順利過關。劉六桂的原單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9醫院，職務是宣傳幹事。所以，他對我特別熱情，不但帶我吃了一頓晚飯，而且還和我同住一室，進行了半夜暢談。接兵部隊的排長（後提升為連長）張興國對我說：“劉金有，放心吧，你們蘇橋公社定兵入伍，你是第一個。”
事情往往出人預料，在即將發放新軍裝的前三天，我突然接到公社武裝部長宋國祥的通知，政審沒有通過，取消了我的入伍資格。這如五雷轟頂的消息，使我的血液瞬間上湧，大腦一片空白。冷靜下來後，我急忙找到接兵的連長李朝祿（後提升為營長）和排長劉寶生（後提升為通訊股長）問個究竟，他們說了一些讓人瞠目結舌的原因和理由。
我聽後心裡又一陣翻江倒海，但並沒有灰心喪氣，隨即又向接兵部隊的首長申明原委：“公社和大隊幹部反映的問題不是事實，主要原因是老父親與大隊長劉金照和民兵營長劉水池吵過架，他們兩個與我父親有矛盾。至於全體貧下中農都不同意讓我當兵的意見，也是他們兩個瞎編的。我哥哥劉金法從部隊退伍還不滿三年，他的政審合格，我的政審怎麼就不合格了呢？”
陳永鐸和夏揚州等接兵首長聽了我的解釋後，暗示我：這事兒很難辦，但如果你真有決心，就等我們接兵部隊走了後，直接到四川找部隊去。到時，你想學開汽車，就到汽車團；想學醫，就到部隊醫院；想學廚師，就到瀘定橋兵站；想學放電影，就到成昌（川藏）兵站部機關……
1972年12月29日，我拿著接兵部隊首長給我留下的通信地址，自費19.10元，買了一張從河南許昌到四川成都的火車票，在西安轉車到達成都火車北站後，又買了一張從成都市到洪雅縣的火車和汽車聯運票，在眉山火車站下車後又換乘長途公共汽車，經東坡、白馬和仁美等鎮，輾轉到了駐紮在洪雅縣長纓廠的新兵營。兩天后，新兵營長韓業本又派車把我送到駐紮在樂山地區丹稜縣的汽車第二十七團司令部，副團長修先范、參謀長劉德生和副參謀長劉清良讓我在那裡耐心等待消息。
我穿著黑色棉襖和藍色棉褲，外披一件深黃色的軍用羊皮大衣，一日三餐，都是和機關戰士在一起，天天讀書看報，經常認真學習，有時還幫助軍務參謀抄寫一下老兵退伍和新兵分配的人員名單。就這樣，我在軍務股苦苦熬了4個多月，竟沒有參加過一天新兵訓練，個中滋味兒，真是有口難言。
1973年“五一”節那天，軍務股股長黃步雲鄭重地對我說：“劉金有同志，經過團黨委研究決定，批准你正式入伍。”然後，他讓軍務參謀雍岐群帶著我找到倉庫保管員（後提升為軍需助理員）葉家樹，到部隊的被服倉庫，補發了兩套嶄新的軍裝和被褥等軍用物資。從此，我暫時成了一位中國人民解放軍汽車第二十七團警衛排沒有檔案的戰士。
直到1975年秋天，團首長又讓修理連連長曹茂帶著部隊的公函，利用回河南省駐馬店市西平縣探家的機會，轉程到原許昌縣人民武裝部，補辦了一份同意我入伍的證明材料。至此，我才成了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這樣參軍入伍的兵，在成都軍區後勤部川藏兵站部所屬的萬人部隊中也是唯一。
正式入伍在編後，我並沒有辜負部隊首長的期望，在政治處宣傳股新聞幹事（後提升為後提升為成都軍區裝備部副部長）淳樹文將軍等恩師的幫助和指導下，苦幹近兩年，寫稿100篇，才在《戰旗報》和《四川日報》上見諸報端； 對越自衛還擊戰中，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采寫戰地稿件數十篇；在川藏兵站部任新聞幹事期間，第一個寫出了“軍民共建文明川藏線”一稿，被《解放軍報》頭版頭題刊登後，在全國和全軍各部隊引起了較大反響，我所在的部隊也因此被評為全軍的先進典型。
1990年，我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工作至今，仍筆耕不輟，積極為黨報、黨刊和其它新聞媒體撰稿，采寫的“當年握鋼槍威震敵膽 如今肩天秤執法如山”被《法制日報》等九家報刊採用後，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等單位的通報表揚和獎勵。
從部隊到地方，我先後在《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人民網等60多家新聞單位發表各類稿件3900餘篇。曾受到各種嘉獎13次；榮立三等功6次；二等功2次，還被評為先進工作者、辦案能手、優秀審判長和優秀共產黨員。
這些榮譽和成績，從某種角度看，也應該歸功我那特殊的從軍經歷吧。
